近代以来，文人的日记越来越受到重视，刊布流传的也越来越多，以此为题材撰文论说的更不在少数。当然，这些论文论述的对象一般都是已经整理发表的日记。其实，大量未刊日记更值得人们关注，其中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傅彦长日记就是一例，其中你找不到什么大事要事的书写，它的价值体现在一些琐细之事的叙述当中，而这些琐事细节又往往能让某些枯燥干瘪的历史场景瞬时丰满起来，并勾连起我们的强烈兴趣，为之眼睛一亮。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傅彦长是一个“失忆”人物，各类辞典大都不载他的名字，有关的研究论文中也几乎不见他的踪影。但时间若上溯八九十年，傅彦长却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

　　傅彦长（1891-1961），湖南宁乡人。笔名包罗多、穆罗茶等。早年曾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上海务本女校等校任教，讲课颇受欢迎，被学生们称为“富于精神和爱，可亲的先生”。后留学日本，约1926年回国，在上海艺术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艺术理论与西方艺术史，并出任上海音乐会会长。与创造社、南国社、新月社、狮吼社诸人关系密切，是二三十年代有名的自由派作家，对西方艺术很有研究，在现代音乐史上较有影响。著述有《艺术三家言》（合著）、《十六年之杂碎》、《西洋史ABC》、《东洋史ABC》等。

　　傅彦长的日记虽多有散失，但留存下来的也还有几册，其中有些记载颇具文献价值，如1927年5月29日那天，作者记道：

　　到市政厅听贝多芬百年祭，其节目为交响曲第五首，奏鸣曲阿巴西盎那地，交响曲第九首前三段。是夜谭抒真加入，为中国第一人之参与者。

　　未回家睡，在谭处过夜。

　　傅彦长此时正主编《音乐界》、《艺术界周刊》等杂志，大力推广西方经典音乐，与乐坛中人来往颇多，对刚踏入乐坛的众多年经人也多有提携，故在业界享有“我们的傅先生”之美誉。1927年5月29日谭抒真登上上海工部局乐队正式演出的舞台，对涉足西方音乐不久的中国音乐界来说是士气大振的一件事，故百年之后在上海交响乐队大事记上也曾留下有痕迹，关于这段往事，谭抒真自己曾有回忆：1926年冬到1927年春，“那天是排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因为他们都很熟就只走了一遍。我从来没有拉过乐队，给我第一个感觉是特别响，我连滚带爬地拉完四个乐章。结束了，梅百器向坐在我边上的菲律宾人Sitel了解情况后就算通过了。我那天带着分谱回去好好练了一遍。第二天带着谱子来上班，一看变成排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了，好不容易拉完，梅百器又来问如何，总算通过……第一次演“贝九”，没有合唱，只演三个乐章。而傅彦长此处所记，则是关于此事的最原始记录，自然更有其特殊价值。对谭抒真、傅彦长等一批当事人来说，那天的激动、兴奋、拍掌相贺是可想而知的，“未回家睡，在谭处过夜”，虽然仅仅九字，其背后则一定蕴藏有丰富的内容，想必此夜无眠！而对研究“贝九”在中国的演出史，这同样是一条重要记录。

　　傅彦长爱好广泛，交游极众，举凡看戏、观影、赏乐、教书、聚餐等等活动，日记中都有记载，并涉及到郁达夫、邵洵美、黎烈文、巴金、施蛰存、刘呐鸥、林微音、鲁迅、黄文农、谭抒真等诸多名家，其查考索隐作用值得重视。如关于藏书票传入中国的历史，是很多爱书人关注的，傅彦长在日记中对此也有记载。在1933年8月9日那一天，他记道：

　　在叶灵凤寓所，阅Ex Libris，同在一室者有巴金、林微音、施蛰存、杜衡。

　　由此可证，当年在叶灵凤周围，受他感染接触藏书票这舶来品的文人确实不少。如果再细究一下，可以发现，叶氏那篇著名的《藏书票之话》发表在1933年12月出版的《现代》4卷2期上，那么，很有可能，施蛰存正是于8月9日那一天在叶灵凤寓所观赏了他收藏的洋洋大观的藏书票资料后，心有所动，从而怂恿叶氏写出了那篇名文，而施蛰存本人也正是从此时起开始收藏使用藏书票的。这个猜测在时间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