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发电报、蛋糕里夹底稿、火柴盒藏密码……《永不消逝的电波》曾是几代人的光影记忆。电影原型李白烈士在抗战中的上海，用他的“红色电波”为胜利作出了卓绝贡献。

　　前天凌晨4时46分，李白烈士之子李恒胜逝世，享年69岁。今天上午10时30分，李恒胜追悼会在宝兴殡仪馆举行。英烈后人逝去，英烈不屈的精神与气节却永不消逝。

　　上海与延安的“空中桥梁”

　　李恒胜出生于1945年底，“恒胜”之名，便是父亲李白取“抗日战争胜利”之意。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李白被派赴沪开展地下情报工作，用电波架起上海与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早在1925年，15岁的李白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他作为红军战士参加党中央开办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与党的通讯事业结缘。

　　抵达上海后，李白化名李朴，住进贝勒路（现黄陂南路）148号弄堂里一间14平方米的小阁楼。抗战形势刻不容缓，1938年初春，李白就在房后的小灶间试建起一个地下电台。

　　此时的上海部分已沦为“孤岛”，李白的红色电台位于敌人心脏，任务之繁重与艰巨可想而知。为避免邻居起疑，他白天上班，晚上发报。盛夏酷暑，密不透风的灶间闷热难耐，发报机更是烧得烫人，李白忙得汗流浃背，但电稿紧急以致汗水流进眼睛他也顾不上擦。寒冬腊月，手指被冻得红肿皲裂，他也是强忍疼痛不停按动电键，蹲着工作一夜后经常全身发麻。

　　为增强电台隐蔽性，同时解决器材维修、零件采购等难题，李白与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的涂作潮在组织支持下，于威海路338号设办“福声无线电公司”。李白当起“账房先生”，每晚跟着“老板”涂作潮学修发报机，遇到故障时既节省时间，又避人耳目。

　　党中央的指示经此传递至上海及华东，各地日军动向也由此报告至延安……直至1942年9月，李白的秘密电台未发生失误，红色电波为抗战立下特殊功绩。

　　“假夫妻”患难催生真情

　　独身一人租房引人注意，上海党组织为掩护李白的工作，选派地下党员、纺织女工裘慧英扮“李太太”。

　　裘慧英当时23岁，与素不相识的陌生男子同住一个屋檐下，着实尴尬，而且习惯了工人运动的她，对这种“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很不适应。

　　一天，裘慧英不愿待在家里，想回纺织厂去，被李白严肃地教育了一通：“你是个共产党员，未经组织同意擅离战斗岗位，是会犯大错误的！你别看这任务没工厂里火热，也不像战场上激烈，但却是党中央的眼睛和耳朵，每个信号都关联着党的事业！”

　　听完一席话，裘慧英再无半点情绪，决心扮好“家庭主妇”，用实际行动辅佐李白工作：不仅在夜间发报时警觉地放哨，有时在白天还奔波送情报。一次，发报机故障，李白请涂作潮上门修理，发现对门的妇人用怀疑的眼神反复打量。涂作潮走后，那妇人就来敲门，打听来人是谁、做什么的，裘慧英巧妙地回答：“是个修电灯的工人。”

　　工作环境恶劣，经费也格外紧张，两人的日常开销需要自行筹措。经常，李白下午4时发报至次日凌晨，白天还要打工维持生计。生活艰难，只好苦中作乐，一年中秋节走在街上，李白看到橱窗里的月饼，便对裘慧英笑道，今天我们的眼睛真有福气，这是豆沙的、这是素馅的，味道不错吧！

　　患难中同舟共济，沉稳细心的李白和爽朗泼辣的裘慧英逐渐产生感情。1940年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真正的夫妻。

　　历经折磨坚守“党的机密”

　　地下情报工作充满危险。“皖南事变”后，上海形势日益严峻，日军占领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电台只要开机就面临暴露风险。

　　“要么不革命，搞革命就要准备坐牢。”李白常对裘慧英如是说。这时，他们刚转移到建国西路一幢三层楼内，还特意将发报机功率降低到15瓦，躲避敌人侦察。

　　即使这样，还是难逃险情。1942年9月一个午夜，李白即将完成电报收发，屋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裘慧英掀起窗帘，只见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不好，出事了！”

　　电台被敌人察觉，李白用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拍三遍“再见”暗示远方战友，随后将发报机藏在地板下面。裘慧英也匆忙收拾现场，铺好被子假装睡觉。

　　日本宪兵闯进房间，翻箱倒柜到处搜寻，撬开地板找到发报机。

　　“这是什么？”

　　“我们是郑家客人，才住到这里，没见过这些。”

　　然而，日本兵早已认定李白就是“秘密电台”的主人，拉起他的手仔细端详道：“哼！你是老资格啦！”当晚，李白就被关押进四川北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日方妄图从李白身上寻觅线索，进一步围剿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鞭打、坐老虎凳、拔指甲，李白饱受酷刑，常处在半昏迷状态，却始终咬定自己是商业电台，保守着党的机密和战友的安全。

　　经多方营救，1943年5月，李白终于获释。回家时，他的脸已肿得变形，裘慧英都快认不出他。但他见到妻子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点工作。”

　　在国民党“情报核心”抗日

　　“电台重于生命”，是李白坚守的革命信条。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十几年里，他未向父母透露过只言片语，而是称“在上海经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更是对被捕入狱的经历绝口不提。

　　1943年出狱后，李白曾给父亲写信道：“男前患病住院数月，于旧历四月初七日出院。”解释连续数月没回信的原因：“男自住院后，当时因医院阻难不准家属接见，使慧忠（妻子裘慧英的化名）为我奔波忧虑，使大人及合家均为我担心，实感激不尽！”

　　1944年秋，抗日战局处在大反攻的前夜，情报工作更显重要。李白的组织关系已转到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的华中情报局，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报务员。这是一个特殊的情报机构，掌握各地日伪和国民党前线战场上的情报，其中不少是核心机密和军事情报。

　　由于李白机智沉着，又特别擅长无线电技术，很快就得到赏识进入机要处工作，能够率先看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内容。从此，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党传送日、美与蒋之间的大量情报，为制定抗战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1945年春天，李白第二次被捕，不过是落入国民党之手。为电台安全，他奉命撤回浙江淳安，途中一群国民党士兵上船搜查，查获了藏在竹箩筐内的电台。所幸李白并未暴露真实身份，加之国共统一战线关系，李白第二天即获释脱险。

　　这一年8月，中华民族迎来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