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旧房子后来被拆除

　　蒋家巷的弄堂里，除了公安坊和姚家房产等是几处比较像样的房子外，其余的都是棚户区。我家算是弄堂口像样的房子，但也是60年如一日，房子越来越小，人口却愈来愈多。我家原先为独门进出的，客堂间借给对面纸箱厂做仓库，后来被厂家整理一下分配给职工当住房。我家前楼住着二哥一家，后楼是我母亲的住房。阁楼原先是堆放杂物，我长大后便缩到阁楼中，后我侄子成家，用去了前楼，我二哥夫妇便开始钻阁楼，那是一个高仅4尺，人无法直腰的黑暗去处。

　　谈起蒋家巷里的棚户，那就更惨了。我曾经到班上同学家中光顾过，全家老少三代六口人，缩在一个仅8平方米的棚户内，上面搭建了一间阁楼，自来水、烧饭都在门外。据说，有的人家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蒋家巷到了夏天，但见许多人都捧着饭碗在弄堂口吃饭。弄堂内挤满了睡露天的木板床，连自行车都无法骑。而蒋家巷的人都练就了一身骑车的好本事，能够曲曲弯弯地在人堆中穿梭而行。

　　1995年我带着儿子、女儿回上海时，特意在蒋家巷中里里外外地走了一圈。熟悉的弄堂，陌生的脸，所有的建筑依旧，路面依旧，只是换了人。老酒店的吴老板已过世，儿子小羊则当铺卖酒。大饼摊已成为外地人来经营的地方，油条不像当年那样金黄，买的人却还不少。人们依旧无所事事，家中房子太小，常常坐在自家门前，无神地打量着过路人。

　　弄堂口有一狭长棚户还在，当年是同学“小老虎”一家栖身的地方，小老虎与我同学，他的父亲是踏三轮车的工人，晚上三轮车放在棚户旁，一家四口则在棚户内度日。棚户尚在，人家确已搬走，后来成为一个公用电话亭子。在棚户前的弄堂靠马路边，又有一个用油毛毡搭起的棚，是当年的豆浆、油条摊，早上上班的人们都在此处买豆浆油条，而到了下午，则是著名的“朱大雄”卖羌饼的时候。

　　说起当年朱大雄的羌饼，那可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吃的羌饼。一个汽油桶，砌成一个大圆炉。寒风中，火烧得旺旺的。我们这些没事干的小孩子，便都围在朱大雄的羌饼摊前，这朱大雄是个年上50的汉子，左眼红肿，性情和气。但见一团面粉，在他手中，揉搓成一条面团，然后在面团里加上他自己调制的五香粉。一个扁平的圆锅中，浇上油，面团便放进去，朱大雄有条不紊地往面团上撒芝麻，有时芝麻掉在桌子，朱大雄还会拣起来一一塞到围观的我们这些小孩的嘴里。最兴奋的是羌饼煎好了，朱大雄把锅盖一推，一股香腾腾的热气扑面而来，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用鼻子去迎合香气，直馋得我们口水直流。四分钱一两的羌饼，朱大雄用一把切面刀均匀地分割，从来不用称。我有时馋得受不了，便回家去向母亲讨四分钱，买一块来吃。那寒冬的岁月，吃下这又脆又香的羌饼，真是天下第一美食。我当时不知道朱大雄在羌饼中放了什么作料，便问他，他回答说，五香粉。于是我也去店里买了五香粉，回家也揉了一团面，偷偷地做了在锅上煎，却又涩又苦。这朱大雄一定是有自己的秘方。我从此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羌饼。

　　蒋家巷的旧房子后来拆除。今年在静安区民政局副局长陶云的安排下，我们一行蒋家巷的老邻居俞宏根、吴文定、朱慧桢、张永泰、周福国、虞忠懋、王经强等人受到居委会主任和书记的热烈欢迎，座谈一小时之后我们来到蒋家巷昌平路的原址。哪里还看得到蒋家巷，只见一片高层住宅拔地而起，雄伟而又乐居。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原先朱大雄做羌饼的摊位原址，在那里拍了一张照片。

　　我上小学的那一年是1960年，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缺乏。城市里的人比起乡村来，也许要好很多，虽然定量供应的粮食减少了，但还可以有个温饱。不过上门讨饭的人增多了，大部分来自安徽、河南。凡是有人上门乞讨，我母亲总是有求必应，不管是白饭还是南瓜，都会施舍给他们。那个时候市面上副食品几乎看不到了，代之以红薯、南瓜之类。至今我见到南瓜有点反胃，就是那个年代吃得太多了。我记得当时的葱油桃酥是唯一可以买得起的点心，偶然打打牙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