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护和帮助

　　1972年，我所在的公社发大水，农田被一片浑黄的湖面覆盖，仅有一撮撮山芋（红薯）秧犹如浮萍飘荡在水面上。我和社员们以剪山芋（红薯）秧充饥。一个多月后，我和很多老乡全身浮肿。就在这极度难熬的关键时期，父母寄来的10元钱，我如获至宝。因水灾，附近的邮政所无法取到款，我只得按照县邮局指定的取款点，骑自行车来回100里地取得了那非同寻常的10元钱。

　　正是父母这种看似遥远却又近在眼前的呵护和帮助，鞭策和激励我在那偏辟的第二故乡——淮北农村异常艰辛的困难环境里，克服了“打摆子”（疟疾）、饥饿、失眠等困苦，奋斗了近五年。我在那里当了两年生产队队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将上工农兵大学的名额让给了年长的知青队友……大概我在农村的表现尚可，带新兵的参谋长和连长硬将我这个大龄知青应征入伍，我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我随部队当天夜里赶到灾区救灾。由于当时部队纪律规定，我们在灾区无法与家人书信或通讯联系。不巧，这一年10月7日我祖父游喜堂95岁高龄辞世。亲朋好友都通知到了，唯独我这个家里的长孙远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全然不知。再加上两个多月我与家人音讯全无，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功力，凭着我以前来信告知部队首长是上海人，家住南翔的细微线索，竟然第二天早上6点出发从交通路大洋桥住处徒步五个多小时，中午到达嘉定县南翔镇，多方打听求助终于找到部队团长在上海的家，向团长夫人说明来意。对方见母亲如此艰辛找上门来，深为感动，当天就通过她与丈夫联系的渠道，打了电话并发了电报。团长接讯后，通知我到唐山救灾指挥部帐篷办公室里，告诉我祖父去世的恶耗，先是安慰，随即赞不绝口：“你有位平凡而了不起的母亲，令人崇敬、敬佩！救灾结束，我放你10天假！”

　　1978年12月，我在铁道部上海物资办事处人事科工作，按照国务院104号文件规定，凡职工知青子女符合相关条件均可顶替父母到上海工作。当时我单位有顶替职工子女一百八十多人，大多数在云南、贵州和黑龙江等地，上级命令我们派人去速办。单位领导先让一位同事到东北去办此事，那位同事自称有关节炎想到云南去接知青，要享受南国的暖意，对关节炎有好处。领导转而认为我在部队救过灾能吃苦，决定派我到黑龙江二龙山等边远严寒地区去办知青顶替调动的具体事宜。我觉得年关已近，那边太冷，同事怕冷，可我也畏寒啊，便想与领导提出过了年暖和些再去。可谁知，母亲知道后严厉地呵斥了我：“你从部队回来，当了个芝麻绿豆官，就忘本了，不服从领导，不想为人民服务啦？几年前，你在外地，我们做父母的什么心情？估计你不清楚！现在这些知青不回来，他们的父母肯定每天都睡不安觉，吃饭不香！不要忘本，将心比心，赶快去！”

　　我遵照母亲的嘱咐：坐了三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在北大荒赶了两通宵的夜路，将十多名与我同命运的知青朋友接回了上海。

　　上了一堂难忘的课

　　1988年，我任铁道部上海物资办事处真如材料厂厂长兼书记期间，父母特地把我叫到家里上了一堂难以忘怀的课。父亲说：“当厂长要跟工人一样，早出晚归，最好提前半小时到厂里，争取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脏活、累活、险活你先做，少说多做人家就服帖你了。”母亲说：“当厂长有权不能瞎来，必须一不贪二不色三不欺负人，真心实意为工人服务，不能让人家当面说你好话背后戳你脊梁。最关键的就是要带好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父母再三叮嘱：这几点你必须做到！我说尽力而为！他们似乎不满意，嘟噜着：实在不行，你这个厂长就不能当！我忙表态：全力以赴！

　　1989年8月份，天公不作美，连日暴雨台风频袭上海。那月的一天晚上10点余，狂风暴雨显得格外猛烈，我接到命令必须当夜12点前将20节车皮钢材装载完毕发往东北齐齐哈尔等地。狂风暴雨好像有意作对似的，吹打得龙门吊车不停地摇晃，行车司机不敢登上十多米高的操作室。情急之下，我顶着狂风暴雨首先爬上摆动的行车操作室。行车司机跟着爬了上来。我站在十多米高的操作室门外，抓紧走道护栏任凭风吹雨打，果敢指挥行车司机紧急操作。行车司机工作二十多年了，从未见过哪位厂长竟然如此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鼓足干劲沉稳操作，在限定的时间前顺利操作完毕，子夜12点前将这批物资发往了急需地。

　　日积月累的平凡工作，不仅得到了职工们的认可，也得到了上级的褒奖。1990年，我们厂获得了铁道部优秀企业称号。这一年，我离开了相伴数年的工人师傅和熟悉的材料厂，调入上海市级机关工作。

　　1991年春，大批农民工已进入上海各行各业。尤其是上海的建筑行业，农民工日晒雨淋工作极为辛苦，但工资待遇偏低。为了解决这突出的矛盾，我和孙钟炬等同仁，多次拜访市建工局（建工集团）、市住宅建设总公司（住总集团）等单位的领导，并三天两头到黄浦江大桥建设现场，地铁1、2号线地下工地，了解一线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工作状况和实际困难。根据这些多日调研了解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专报和与领导一同过组织生活或单独接触的机会，向市领导呈报了农民工进城工作同工同酬和劳动保护等问题。市领导高度重视，指令有关部门按规定调整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逐步适度改善了农民工的劳动待遇和工作环境，有关单位的税费有所减免，激发了相关行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他们为上海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对农民工和外来劳动者较有感情。因为看到他们的辛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唱响心底那永恒的火红的青春之歌：过长江，荷锄淮北种田忙；上燕山，扛枪救灾保国防；回家乡，肩负重任为理想……我尤其敬重那些凭自己双手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因为从他们的艰苦奋斗中，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多年前父辈们年轻时拼搏的身影。虽然时代不同了，环境改变了，但是父辈们血液里永远流淌的纯朴的劳动本色，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我们。

　　2004年春节期间，上海寒冬凛冽，很多自来水管爆裂。正月十五的早晨，我到父母住处拜望二老，结果在小区前的道路上，看到80岁高龄的父亲竟然骑着“黄鱼车”（人力三轮车）前行，母亲坐在车架上，去回收站卖那满车的旧货。我急忙追上二老，请他们赶快回家。父亲却一本正经地说：“你小弟现在待业在家，生活有点苦。我们做父母的趁现在还做得动，赚点小钱补贴补贴，也是我们老有所乐嘛。”母亲还补了一句：“我们活到老做到老，重温当年挖野菜的生活。现在条件比老早好多了，这样也算是出来兜兜风。”我热泪盈眶，想不到父母晚年竟然执拗这样的老有所乐和兜风!特别是父母那永不退休的劳动本色，恐怕我们现在的后来者是难以效仿的。

　　2011年11月1日，母亲以84个春秋的出彩年华慈祥地远去了。2016年3月18日，父亲以93个春华秋实的年轮，到那脱尘隔世的天国，去追随母亲的倩影了。但是二老留给我们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而由这些宝贵财富堆积起来的高山和开拓成的长河，要用文字表达完全可以编成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巨著，但那也仅是山隅一角长水一段。因此，最为确切的表述方法就是用最简单的七个汉字：山高水长铸本色。

　　（摘自《档案春秋》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