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时期。经济转型不能孤立地进行。政治转型的核心是由人治转为法治，文化转型的核心是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使今天的中华民族成为真正有信仰的民族。法治和信仰，正是今天中国最需要的两个东西，是社会转型成败的关键。那么，回过头去看，我们可以看到，严复和王国维不但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哲学的人，而且他们相当自觉地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严复在引进英国哲学时，对中国政治的人治传统进行了检讨。王国维在引进德国哲学时，对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进行了检讨。

　　记者：这本学术著作，和你以前关于尼采的学术研究有联系吗？

　　周国平：有的，我关注王国维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一开始是因为他是最早认真研究尼采的中国人，由此而注意到了他对康德和叔本华的研究。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王国维也是最早旗帜鲜明地为精神的神圣价值和学术的独立品格辩护的人，有许多精辟之论，今天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在一个注重实用的民族中，在举国关注物质层面之富强的时代，出现一个把精神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的青年王国维，是一个例外，也是一个奇迹。在我看来，王国维仅此就足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据有了一个光荣的位置。

　　记者：你说过“知识分子的某种边缘化是合理的”，这种边缘化是指哪方面？

　　周国平：我的意思是，知识分子未必都要处在社会舞台的中心。作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当然应该关心社会，但是关心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除了直接的方式，关心社会还可以是间接的方式。不管是因为志向还是性格，有的人宁愿在某个领域里默默耕耘，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真正说到底，知识分子何为？他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让人变得更美好，他改变的是人的思想和心灵。无论公开发声，还是用著作和作品说话，他要做的都是这件事。简而言之，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努力使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记者：你现在的工作生活情况与以前有什么变化吗？

　　周国平：我觉得没有多大变化。我的生活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读书和写作，享受人类精神财富和个体精神创作，二是和家人在一起，有时和朋友聚会，享受亲情和友情。我过着很安静的生活，我对这种生活状态很满意。

　　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