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失去参照物，究竟时间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

　　坐在机场候机厅、坐在家中沙发、坐在咖啡店、坐在会议室、坐在开开停停的出租车上，时间塞在望不见头的高速路上……但打开的是同一个文档，做着的是同一件事，仅以此参照，时间并没有过去。

　　确切地说，我们常会去讨论的时间，在物理学上只是“时刻”，它有明确的发生和截止点，是时刻的间隔。物理学上，“时间”定义为规律性的“参数”，是不受外界影响的物质变化规律。人类善用时间的计量存在，目的是彼此规导行为次序定义的一致性，并加以做前后比对，便于类群之间的活动。

　　由于古巴比伦人相信1“年”是360“天”，太阳每天走1步（度），周期循环后形成了圆，终点与起点闭合，再度开始新的轮回规律。这令自古以来的时间进制，大都为60进制。中国人的“六十甲子”也是如此。

　　六十，是中国意义的一个循环终结与新生。因参照系的不同而各具其意。

　　当收到一封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十周年庆的约稿函——它贴着邮票，不疾不徐地来到办公桌前，埋在快递堆里，几日后才被发现，才记起其实早已通过便捷的手机短信被告知过。就这样，书函作为通讯方式更新时代存在的传统通讯方式，是罕有而郑重的表达。过去，一句话要走多久，才能从说者心中，来到阅者手上？它如果不巧地在爱因斯坦的“低速空间”里走了60年，到今天，是否会有对这个新世界的忧伤？

　　忧伤并不在于时间计量参数的变更，而是大脑时间相对论归纳下的人类感知意识的变更——这种人与人之间需要经过3天（更何况是60年？）邮路的讯息传达，在60年后变得不可思议。

　　同样，对于出版也是。

　　一本书从作者的心里，到书面语，到图书编辑，到三校过后，到印厂到书店，再到阅读者的手中，这一漫长的流程时间在60年前可能会经过1-2年，甚至更长。在文学出版尚属不易的时代，作家是安静地坐在时间另一边的人；而在今天，谁都可以轻松地按下一个回车键，令自己获得或多或少的阅读者，评论一事也变得再简易不过。

　　表达媒介的变更，加上时间计量（在人类大脑时间相对论的作用影响下）同样发生的变更——很难说是谁先谁后，因为判断标准就是被判断者——令出版和阅读都产生了“类质变”的倾向。假如都还不愿意面对与接纳这种变更，也没关系，因为时间并不需要我们去妥协。它以温和的方式在代际更替的同时，做每一次时代的更新。

　　60年过去，上海文艺出版社依然在幽静的绍兴路上，进出其中的作家和责任编辑或已改变；祝生日快乐的同时，也更期待60年后的绍兴路，60年后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期待时间对于出版和阅读方式变更后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