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人把红薯叫做红苕。

　　那时，每年的十月中下旬，每家从队里分回的红苕都有几千斤不等，如此数量的红苕就赖在家里，成了一日三餐的主食。这单调乏味的吃料，各家都会做些粗加工，尽管魔法不断翻新，日复一日，不免厌恶。这中间，冻米儿糖就像一位美少女，从红苕群像的背影深处袅娜多姿走来，久驻在我的吃谱里。

　　母亲是做冻米儿糖的高手。

　　每年分回红苕后，母亲就让我们兄妹按大小分类。那些根根梢梢的，洗净堆放好，待她空闲时切成丁状。母亲的空闲，总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切苕丁的砧板声不急不慢，高低均匀，执著地敲打着屋外厚厚的夜幕，和着我们的酣睡声，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清苦岁月的夜。

　　母亲把苕丁儿煮成稀稠适度的糊，再用大布袋子灌装起来过滤。灌满苕糊儿的布袋子，胖嘟嘟的，活像一头肥猪，放在一只架在大木盆上的木架上，母亲开始使劲地挤啊挤啊，流出的液汁就滴进了大木盆里。过滤中，还要不断地加水稀释，我们帮着备好烧柴禾、洗刷的清水、围在周围打下手，跑来跑去，叽叽喳喳。

　　慢工出细活，文火熬上整整一晚，才能熬出母亲想要的那个糖稀来。每次动手前和收工时，母亲都要用到秤。她的经验是，一百斤红苕熬出七斤糖稀就正好，多了少了都不行。永远记得这样的漫漫冬夜，我们兄妹围坐在母亲的身边，听她边烧火熬糖稀、边漫无边际地说这说那。

　　有了这亮晶晶、黄灿灿的糖稀，就该蒸米粒儿了。一般的人家是待木甑把米蒸好了，就趁热把米散开，拿到太阳底下去晒干。但母亲却从河里挑来清水，将刚出甑的蒸米放在水里冷浸一遍，再捞起来沥干，摊开让它冷冻一夜。母亲说，只有这么浸了冻了，炒时才会更脆更酥。

　　冬日太阳的力度有限，一般要晒上六七个晴天才行，接着再分出还没散开的米结巴，用石磨破破就算完工，可以炒米粒了。待细细的黄沙被油在锅里炼黑了，母亲就把适量的米粒倒进去，用竹把不停翻动，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白胖胖的米珠，比原来要大出两倍以上呢。再用铁筛子一筛，黄沙就一粒不粘地留在了锅里。母亲把早就熬好的糖稀醒过来，同时又把调料拿出来调好。陈皮、干桂花、芝麻、花生、刀豆粒、花椒，全是她平日里留心收来的。

　　米粒好了，糖稀好了，作料也备齐了，母亲就在那只大木盆里开始捏冻米儿糖了。她总是煞有介事地把我们兄妹全都呼在身边，看她怎样把调好的冻米儿糖压成一条条的正方体，又把这正方体切成半厘米厚的一片片，然后再极其幸福、自豪地看着子女们尽情地享用着她的劳动果实。有了这些，她就真正地够透了，够透了……

　　母亲去世已有几个年头了。那次兴致所致，居住在都市的我，竟在家中立起了炉灶，做起了冻米儿糖。可不管我怎样按图索骥，都感到味道不正，难以如意。不是环境变了，口味刁了，或原材料有异，而是，这不是母亲的冻米儿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