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冰：回顾2011年、特别是下半年，在此轮经济危机中表现抢眼、一枝独秀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出现负面动向。2011年下半年，除中国以外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国家的货币都出现对美元的大幅贬值，受避险情绪影响，股市和债市的资产被大规模抛售，新兴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短期内遭遇到资本外流、股市下挫的寒流，增长前景蒙上悲观色彩，看空的声音增强。当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面临四大挑战：

　　一、世界经济复苏处于停滞状态。美国经济复苏迟缓，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新兴经济体面临复苏减速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多重压力。

　　二、全球避险情绪明显上升。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不断累积，由债务危机引发的新一轮银行危机给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抽离集中反映了市场避险情绪的上升。

　　三、大宗商品价格巨幅波动。受美元贬值、国际游资炒作、自然灾害、地区冲突等多重因素作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不稳，威胁到以资源出口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复苏。

　　四、经济转型和发展压力徒增。新兴经济体多处于经济发展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金融危机之下，转型和调整的压力和难度增大，能否实现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是对新兴经济体的重大考验。

　　上述四大挑战，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新兴经济体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已高度融合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但当前的新兴经济体已今非昔比，完全有能力转危为机。

　　首先，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据IMF预测，新兴经济体今明两年仍将维持6%的增速。此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几乎和发达国家平分秋色。

　　其次，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增长潜力巨大。以中国为例，据《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显示，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2005年至2010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占中国货物贸易比重由9.2％提高到9.8％，与其他金砖国家货物贸易所占比重由4.9％提高到6.9％，与拉丁美洲和非洲货物贸易所占比重分别由3.5％和2.8％提高到6.2％和4.3％。

　　第三，新兴经济体大都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和外汇储备都有了很大改善。同时，通过区域性合作机制或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等，新兴经济体具备了应对危机冲击的能力。

　　第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显著上升，改变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全球经济事务话语权的局面。

　　第五，新兴经济体充满信心。此轮金融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说到根本是信心危机。美国两党政治的扯皮，欧债危机的拖延耗光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积极信心，避险和恐慌情绪乘机而上。在这种时刻，我们更应认识到客观看待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对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的重要意义。

　　叶江：虽然新兴力量的崛起和影响增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这些国家却依然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首先，很多迹象表明，国际投资目前正流出新兴经济体，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形势面临挑战。在2009年3月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政策，推高全球资产市场尤其是农产品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之后，新兴经济体出现被动的集体通货膨胀。而2011年欧债危机不断加剧之后，国际资本流出几乎席卷所有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下跌、货币贬值。

　　其次，在国际政治领域，虽然新兴力量的影响力在增强，但西方大国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尤其在国际政治的规则制定和掌握话语方面，西方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金砖国家”、“基础四国”、“展望十一国”乃至“新兴市场国家”等称号本身就是出自西方，便可见一斑。由此，新兴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总会不断遭到传统大国的制肘。

　　最后，各新兴经济体内部情况不同，发展阶段互异，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乃至政治体制相差也不小，因此很难在所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保持完全一致。比如在全球贸易平衡、汇率、气候变化及民主化等议题方面，新兴力量内部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利益诉求，部分分歧和矛盾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被放大，这无疑对新兴力量群体崛起构成挑战。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新兴经济体唯有坚持平等互信和互利共赢原则，进一步加强合作，夯实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基础、拓展共同利益、通过对话磋商乃至建立诸如金砖五国峰会的机制来协调解决相互之间经济和政治关系，综合分歧。

　　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代国际体系的转型，并非是新兴力量取代传统力量，而是新兴力量与传统力量共同发展。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力量依然具有相当的优势。因此，新兴力量必须顺势而为，不以革命者的姿态、而是以合作者的姿态出现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不断保持与传统力量合作的同时，加强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协调，不断参与和推进全球治理。只有如此，新兴力量的崛起才有可能是和平的、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