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友“汪刚强”在天涯、凯迪等知名网络社区实名发帖称，患者张强(化名)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医时，与医院收费人员发生口角。后者居然将患者的就诊卡上姓名篡改为“张去死”。

　　“张去死”一出，舆论矛头便直指医患关系，所有怨气大都撒向了当事人和所在医院，以至于几乎要把此事演变成一个无以解开的死结。张强夫妇只要个公开的或书面的道歉和象征性的一元赔偿，表现出高姿态。但针对医患的评判与指责，如果形成了一种道德层面的暴力，这并不助于事态的化解和真正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如果跳出医患这层关系，单纯从个体来看，这事就不值得放大。这如同两个人在大街上对骂，自有某种原因。患者和收费员发生口角，收费员之后的过激行为，应当算是一种情绪的延续，仅是其个体行为的表达。也就是说，若没有职业人的身份，这种性质跟泼妇骂街没有什么区别。

　　既便套上职业特性，也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将个体之错放大成行业之弊。犹记得，汕头某医院女护士的博主在自己的微博中，对病人生死相当冷漠，一心只盼着下班，并称病人开始吐血不关自己的事。殊不想，个体的抱怨成为对整个医疗行业的一种评判，使公众对医疗机构产生了更大的偏见。结果，先入为主的偏见，因此得到了放大，使社会公众对医疗机构保持高度的怀疑和警惕，成了医患关系对立的导火索。

　　医患关系的维护，必须基于医患双方，甚至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不少人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缺乏信任，对他们的职业操守保持天然的怀疑，一提到医生就会联想到收红包、吃回扣；一想到医院，就跟大处方、乱检查、乱收费沾边；一发生医疗纠纷，首先想到的不是协商和谈判，而是“大闹特闹”；而医院和医生，自身的苦处无以诉说，久而久之亦不予合作，医生跟患者之间不能成为朋友，缺乏沟通，关系越弄越僵，以致无以调和。

　　这种状况，对医患双方以致整个社会都没有好处，最终谁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倒不是说一定要有“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传统思想，而是基于事实，大家都要有重建医疗信任的努力。任何人都不能无穷透支信任；整个社会舆论不能以过高的道德姿态，设置互信门槛——希望以此对医疗机构和医生形成倒逼，却想不到可能会导致强烈抵触。要知道，医疗机构也就仅是一个组织，医生也就仅是一个社会个体，离开整个大环境的要求与诉求，不过是乌托邦的寓言。

　　（相关报道见A8·科教卫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