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生成土壤 

　　一，纠结的金融制度一方面许多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险。 

　　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两个市场的长期并存是不争的事实。1986年，浙江的民间金融规模已经十分庞大，时至今日，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的统计，但是估计仅浙江一个省的民间流动资金大约在一万亿到两万亿之间，行至浙江的许多小县城，可以看到满街俱是打着当铺、一分利寄卖店、投资资询公司旗号的民间借贷中介。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的资金。但是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 

　　专家们认为，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有助于这个矛盾的解决。 

　　二，追求高回报的民间投资心理吴英案中的被害人员很多是公务人员或者是长期从事民间融资的准专业人士。 

　　姜丛华说：“在浙江民资富裕的地区，参与非法集资的出资人都是谁呢？都是掌握资本、有判断盈亏能力、控制风险能力的人或者企业。他们往往套取银行贷款或者其他资金来获得高利，那这种逐利的风险投资能不能定为是被骗？如果是被骗，是不是说他这种利益需要保护？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司法导向，是保护哪些群体的利益。” 

　　法学专家认为，在刑法中，当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时候，一般应该给予被告减轻或者从轻处理。在吴英案中，11名借钱给吴英的被害人实际上是职业高利贷放贷者，案发后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司法机关判刑，其中仅林卫平一人，就先后借给吴英4.7亿元。“吴英案中，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与其他诈骗案的对象可能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不同，吴英案中的被害人员很多是公务人员或者是长期从事民间融资的准专业人士，这些被害人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但仍在求高回报的投机心理下参与集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高艳东说，“这个案件确实是非理性的经营者和不理智的投资者促成的，但是在这两种不理智之间，刑法应当保持最大的理性和冷静，在选择极刑的时候应当慎之又慎，考虑到吴英的道德谴责性，又考虑到被害人的过错性，更考虑到被害人本身的投机性。” 

　　吴英并非因集资诈骗而获死刑的第一人。2008年，浙江已有5人因此罪名被判处死刑，但大都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关注。 

　　体现多层期盼 

　　牛太升、钱水土、李有星等法学专家、经济学家认为，对“吴英案”议论的理性民意集中体现在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 

　　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需要进一步厘清。李有星等法学家建议，要创设一个民间融资的安全港制度，让法律明确告知在什么情况下的民间借贷是合法的，越过这个 

　　界限就是违法的，便于公众自我判断。同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例如出台民间融资管理办法等等。 

　　需要治疗整个社会急功近利、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心态，让自食其力、有付出才有回报的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判决书中写道，吴英承诺给放贷人的是高额回报，“而吴英从事的那些行业，明显不可能有这样的丰厚回报”，但是不仅放贷人相信，另外160多名集资者也深信不疑。 

　　记者了解到，在义乌和东阳当地，集资者为了把钱送到吴英手中，还要托关系，这也是众多集资诈骗中司空见惯的情节。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说：“像病毒般蔓延的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心态是吴英式悲剧的社会土壤，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假如整个社会不回到现实中来，假如实体经济至上还不能成为共识，吴英式的悲剧还会一再上演。”

　　新华社·中国网事(章苒  裘立华  余靖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