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听那首迷离朦胧的《彩云追月》，彩云追月月更美。你知道吗？我们音响师从事的就是“彩云追月”、“烘云托月”的工作呀。

　　在古戏台里操作

　　2010年的世博会期间，我有幸参与了世博园“古戏台”的工作。 

　　古戏台是从遥远的陕西，整体搬迁运达上海的。世博会期间，古戏台每天上演各种戏曲、歌舞、越剧、评弹，一天循环演满12场。 

　　2010年4月初，上海世博城市足迹馆开始布展，我们上海歌舞团受命参与演艺工作。我就是在这时得到通知：担任此次上海世博会文化演艺活动场地技术咨询专家。 

　　那天，馆长陈燮君拍着我的肩膀提了要求：“灯光不能太过张扬，音效要能反映出古戏台北方原汁原味的怀古之情……” 

　　受此重任，我去了现场。尘土飞扬中，工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油漆味浓烈到叫人头痛，呛得我眼泪嗒嗒滴。连续几次现场踩点，我从不同角度拍了许多照片，制定了方案，就与团里的同事干了起来。 

　　工作完成了。为确保参展音效一流，那天馆里专程从美国请来歌唱家试唱。听后陈馆长说：“力度不够。届时现场观众数以万计，不可避免的现场噪音有多大，你这音响到时还能听见多少？”噢，说得是啊！我忽视了这个巨大的“加数”。 

　　推倒重来。掐指算算，天哪，离正式开馆的时间只剩下两天了！时间紧是很大的困难，更关键的是，世博期间安保措施非常严格，一切人员设备的出入手续非常繁复，且安保队伍直属北京那边全权管理。这也就意味着，重新搭建古戏台所需的音响设施、器械器材，一下根本运不进来！ 

　　我询问陈馆长，他果断地说：“就用我的小车运！”因为陈馆长的车有特别通行证，可以在世博馆畅通无阻。 

　　我带着助手跟陈馆长的司机连夜开工。时间紧迫，再去购买合适的音响设备已无可能。我把自家的两台宝贝直接搬了过来。再去团里装大功率音响，但这家伙太大了，往小车里搬的时候，很难塞进去，差一点把车门挤落了！看着满头大汗的我，司机说：“史老师，没关系，门坏掉算我的！” 

　　经过几番艰辛折腾，总算将设备运进了世博园，此时已近凌晨1点。正好戏台的底部是空的，“大肚能容”，于是连夜将这些大家伙安装到位。当一切完成，我一抬头，东方已是一片鱼肚白。靠在一个角落赶紧眯了个把钟头，等待白天的验收。 

　　正式开馆那天，一位中央老领导前来视察，正逢美国歌唱家再次亮嗓。一曲刚罢，身处戏台“大肚子”里的我，忽然从传声器中听到老领导将演唱《渔光曲》的指示，我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此刻我身处“大肚深处”，既看不见外景，也无法与主人交流，音效的操控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来掌控了。老领导的声音刚一响起，我马上将话筒音量和混响效果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再调节音色。老领导一曲唱罢，只听见掌声雷鸣，我如释重负，一抹脑门子，竟是一手的汗！

　　看客听客聚我家

　　音响师这个行业，在20年前算是“新兴的”。改革开放前，我们的舞台艺术基本处于“直声（直接传声）”状态，设备就是简单的麦克风加扩音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才开始进口全套的舞台音响设备。1980年，我所在的上海歌舞团的音响队伍就面临一次历史性的“升级”，正在做电工的我被选中扩招进去。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并摆弄起那些神奇的调音设备，怎么弄一下键，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了。就像现在婚礼上的新娘子——人还是这个人，哪能介漂亮啦！ 

　　我自小喜欢摆弄东西。小时候家住老石库门的前堂，隔壁阁楼上住了一位阿叔，就见他整天鼓捣一只方盒子。阿叔告诉，他在做矿石机。不用电，只是一个天线，一个地线，接在一起，就有声音跑出来。简直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搞发报机嘛！我马上申请加入他的“发报小组”，跟他一起缠漆包线。矿石机的耳机里真的传出了电台的播音！我和他抢着轮流听一会儿天际传来的美妙声音…… 

　　我喜欢做电工，也喜欢音乐。因此我在业余时间进修电子技术课程，参加音乐理论专业知识的培训，几年下来受益匪浅。 

　　记得我的第一个“原创音响作品”，是模仿安装了一台上海友谊牌17英寸黑白电视机。大概用了一年多时间，每个休息日骑自行车去襄阳路、虬江路电子市场淘零件。当时妈妈家里刚买了一台12英寸松下黑白电视机，还是热门紧俏物资。我打开它的后盖，连着观察研究了几个月，弄清楚了几百个零件如何组成，画了无数张图纸。我的电视机组装完成那一天，妈妈把我夸得——“哎呀，我家汇荣多少能干呀！这大家伙看起来比松下还要清爽呀！” 

　　第二天，妈就把那台进口松下转让给了别人，看起这台“汇荣牌”了。每天，家里都站满了来看电视的邻里街坊。人们纷纷说着：“啧啧！汇荣啊，你家这下子不需要什么券了呀！也给我们组装一台吧……” 

　　当年我还组装了一台落地OTL（扩音机），妈妈逢人便讲：“那大东西出来的声音，像是真人唱出来的，你们来听听就晓得了呀……”于是，我家又宾客盈门。其实，不必上我家去听，整个街巷都飘荡着OTL的美妙歌声呢。当年有一首最流行的歌曲《卖花姑娘》，“卖花来呦，卖花来呦，朵朵红花多鲜艳……美丽的花儿红艳艳……”我家的一个邻居女孩，每天骑车上班前，总要提前十几分钟停在我家门前，跟着音乐轻声合唱一段卖花姑娘。唱着唱着，一拍大腿：“哎呀，要死要死，迟到了，要迟到了……”赶紧骑车绝尘而去。

　　做艺术家的影子

　　在音响师的职业介绍中，一定有这样的说明：一个合格的音响师，必须具有敏锐的听觉反应；较高的艺术修养；熟练的操作经验。 

　　我热爱音乐。休闲时分，我大多沉湎于音乐的优美旋律之中。 

　　作为音响师，我们欣赏音乐与一般音乐爱好者又有不同：我们在欣赏美妙旋律之外，对音乐的各个声部的“声源”还要予以极高的关注。音乐分声乐和器乐。声乐中各种唱法的发声、吐字、共鸣、气息运用，都有自己的风格和音色结构上的特性。不同的器乐和风格流派，在音乐上也有其显著的音色特性。“绝对辨音力”，这是对音响师的绝对要求。否则，你就无法对音乐的音色进行修饰和加工处理。 

　　一个乐队的指挥，必须对乐曲的分句、力度的平衡完全了若指掌。换句话说，他一定得先精确地判定这部作品应当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如何形成整体，以及如何将乐谱上的音符转为动人的激情。指挥必须能控制每声部的音色、音量，使整体声音达到平衡。这些要求，对音响师同样适用。因此，有人把音响师戏称为“第二指挥”。其实，我认为音响师更像艺术家的“影子”。如影随形，彩云托月。

　　作为一名音响师，我常跟一些明星大腕儿合作。有一次参加“湖州丝绸节”，开幕式在湖州体育馆举行，当晚的压轴演出是彭丽媛。 

　　我获悉她的演唱曲目是《父老乡亲》和《我爱你塞北的雪》。那晚的音响控制台搭建在舞台边上，演出时，我全神贯注盯着她的一举一动，随时根据她的音色，通过不同的乐声效果与伴奏之间的比例，快速、准确、及时地调整基音的比例，改变泛音的组合与衰变，补充相关高中低音，适量加入效果，巧配各路混合声的大小，将扩声系统放出的声音处理得更真实、清晰、亲切。彭丽媛当晚的歌声明亮、清晰、丰满、感人肺腑，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彭丽媛演唱时台下不时有人向她献花。演出一结束，她从舞台一侧匆匆走下来，径直走到我身边，把一束鲜花献给了我。这位艺德颇有口碑的艺术家紧紧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音响师！今晚的音响实在太棒了，你的调音技艺太棒了，我唱得非常轻松，感谢你！” 

　　还有一次是“全国荷花杯第二届舞剧大赛”，团里一百多号人奔赴宁波。团里为这次比赛专门花巨资购买了8音轨硬盘机，首次使用先进的全场数字化环绕声音响，这技术在当时凤毛麟角。 

　　我们的参赛曲目是上海著名作曲家徐景新作曲的《闪闪的红星》，我负责全场舞剧作品的音效。乐曲高潮迭起，在至高处音量达到极限。当演至冬子妈妈英勇就义，潘冬子叫出第一声“妈妈——”时，为了能使音效极致化而不失真，我随演员的声音将音效一起渐渐推近，而后再渐渐推远，给观众听觉上造成极大的冲击力，似乎冬子妈妈此刻真的已经上了天堂，台上台下无一例外热泪盈眶！不觉间，我也湿了双眸…… 

　　演出刚一结束，上海文广创作中心毛主任就箭步跑过来，紧紧抱住我，拍着我的后背连声称赞：“史老师，你的音响实在太精湛太精彩了！你把音乐还原得很真实！”那次演出，我们团获得了“作曲银奖”。 

　　当获奖的消息传到徐景新老师那里时，已是深夜。但徐景新老师却激情难抑，他一个电话把我从睡梦的迷迷糊糊中“拎起”。徐老师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史老师，你太棒了！我的音乐你最懂！太感谢你了，我请你吃饭……” 

　　几个月后，在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他当真请我吃了一顿西式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