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年先生在《替人读书》一文里说，理查逊的《克莱丽莎》是18世纪英国名著，极长，一千五百多页，半个月能读完算是快的。要翻译过来，得多少人、多久才能译完？既然大多数读者不能直接接触这些作品，介绍它们的工作就格外重要。即便是有志直接阅读这些作品的人，也需要一个向导。外国文学评论家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替人读书。

　　如果我没有记错，1986年全国的年出书量大约是6万种，到现在，出书总量已经将近30万种了。即便撇开教材、专业读物和一半的大众读物，那么每年至少也有数以万计的图书进入我们的视野。匆匆忙忙翻一遍都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阅读了。这时候要是有人替我们先读一遍，筛选出几部真正值得阅读的新书，推荐给大家就好了。单看刊名，就知道《中外书摘》也是替人读书。当然，“这不是光靠聪明就能办下来的事情。这是有毅力，有耐心，有诚心才能完成的工作。这项工作值得读者感谢”（仍引自吕大年《替人读书》）。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替人读书的传统，萧统编《文选》的时候，“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据说当时东宫有书近3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书太多了，一般人读不过来，像金克木先生这样的能够把“书读完了”的“职业读书人”毕竟太少了。这就需要《诗三百》和《古文观止》。现时代，就需要《中外书摘》这样的杂志，对当下的作品品鉴别裁、芟繁剪芜，选家的眼光就尤为要紧了。

　　选家的眼光总归有自己的局限，昭明太子只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章杂而集之，但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又未尝不是自己的特色。譬如《中外书摘》的新书快摘、冷书热摘，偏于文史、兼及思辨等等，已经得到读者的认可。如何进一步扩张推广“有一种享受是阅读”的理念，又与同类报刊错位竞争，《中外书摘》的同仁们，不仅在每年日渐增长的新书大潮中，精心选裁，百里挑一，而且还去认真研究同行的工作，以此梳理归结出纸质媒体书摘的规律，形成年度报告。我想，这也是这本刊物能在众多书摘报刊中凸显出来的原因吧。

　　汪耀华君就是一位编刊之余笔耕不辍的编辑，这往往使他比别人更多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他和他的同事们编写出这本《书摘，编辑的眼光》(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出版），这在进一步思考我们如何做编辑的今天，是更加值得关注与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