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以徐上达、周应愿、朱简、甘旸等为代表的印学家群体迅速崛起和大量印学论著的面世，标志着明末篆刻艺术发展步入了一个成熟阶段。其中徐上达《印法参同》和周应愿《印说》集印学理论之大成，是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巨著。

　　徐上达，字伯达，新都（属安徽徽州）人，生卒年不详。好读书，善诗，师从歙县印人陈茂，工书法与刻印。对于万历印坛一派兴旺景象，徐上达清醒地意识到许多印人“未能远追秦汉”，这种不知探本溯源，一味追捧时风，刻印技法也无良师传授的状况，需要及时纠正。多年来对印章艺术的探索与研究，徐上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心得，他宣称：“得十良剑，不如得一欧冶（春秋著名铸剑匠），盖以有欧冶，不患无良剑。”这“欧冶”就是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撰成的《印法参同》。

　　《印法参同》皇皇巨帙，计十六册四十二卷，以阐述技法为主，剖析入微，文字深入浅出，具有操作性。如论及一字印至多字印印稿设计，徐上达罗列各种排列方式，开阔印人章法设计思路。对于选择印章形式，他提醒印人要有明确的方案后方可落墨奏刀，三思而后行。对奉为圭臬的秦汉玺印，徐上达说：“古人所遗，刻者未必一一属名家，著者未必一一为法印”，不可盲目认为凡古印皆优秀，要取法乎上，择善从之，摹古印更要“会其神，随肖其形”。像这样精辟、明了的论述在《印法参同》中不胜枚举，对印章最重要的三法（篆法、章法、刀法）更是授之以技、晓之以理。如针对不同印材特性，对晦涩难懂、不易表达的刀法技巧用浅显文字娓娓道来：“运刀时，须先把得刀定，由浅入深，以渐而进。疾而不速，留而不滞，宁使刀不足，莫使刀有余。盖不足更可补，有余不可救也。”俨然是一位老师在手把手地教你运刀。徐上达曾自信地说：“秦不产宝而得宝，我不攻印而知印。”他虽不以印艺鸣世，但这部充满思辨的巨作，嘉惠后学，确立了他在印学史上不朽的地位。

　　周应愿（1559-1597），字公谨，烂溪（今属江苏吴江）人。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精诗文，工刻印。与张凤翼、苏宣等书法篆刻家相善。《印说》一卷分为“原古”、“证今”等二十章，借鉴南北朝袁昂《古今书评》等古代美学理论，对印章艺术进行评述，文辞藻丽，令人会心。如“一画失所，如壮士折一肱；一点失所，如美女眇一目”。“刻阳文须流丽，令如春花舞风；刻阴文须沉凝，令如寒山积雪”。“刻落手处须大胆，令如壮士舞剑；刻收拾处须小心，令如美女拈针”等。这类运用托物言事、风格参照的比兴品鉴，由“技法”而升华为“学术”，使人们对印章艺术与自然美景、人文特质产生奇妙且深层次的感受、体验和领悟，可谓“高屋建瓴”。

　　与《印法参同》讲技法、重实用不同，《印说》摛藻绘句，评论较为抽象。《印说》的“尚意象”，《印法参同》的“尚技能”，从不同的视角精当地对之后的印坛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