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常清，金融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秘书长，负责中国期货市场的早期设计和试点工作，是我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之一。2000—2006年，任中国期货业协会首届常务副会长。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年获评“中国期货市场十大风云人物”。发表期货专著十余部、学术论文300余篇。

　　观点摘录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0%，而美国这样的经济强国只占20%左右，连日本这样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也只有25%左右。若这种经济增长格局不变的话，我国的加工制造业将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现全行业亏损，倒闭破产成为行业主流。每一个再生产的循环都将是我国制造业资本亏空、大量补贴富国的循环。

　　中国正面临着一种输入型金融危机的考验。之所以名曰输入型金融危机，是因为它是由定价不合理造成的，是我国加工制造业的亏损再生产的恶性循环造成的，是我国对外依存度过高而产生的，是国内经济部门不可控的。

　　他被媒体称为中国“期货教父”。

　　25年前，“期货”对于多数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词，当时已在价格理论研究上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常清就开始了对期货市场的研究，他同时还参与了我国早期期货交易所的设计和试点。5年后，他离开政府机关下“海”实践，创办了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他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期货教材《期货市场教程》，创办了我国高校期货市场专业方向的硕士点，他还是目前我国唯一的期货专业报纸《期货日报》的两名创办者之一。

　　现在，常清教授潜心教学，用自己深厚的期货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培养期货与证券方向的高级专业人才。7月17日下午，在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金鹏公司办公室里，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晴雨表　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信号最敏感

　　多年浸淫期货市场理论研究和“实战”，常清善于从商品期货市场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并提出政策建议。近几年来，他反复提出和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宏观调控决策应充分考虑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因为“大宗商品价格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大宗商品市场信息往往领先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等统计指标半年时间，据此调控可以未雨绸缪，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常清认为，就反映宏观经济特别是物价走势而言，大宗商品市场最敏感，CPI、PPI等统计指标最为滞后。大宗商品价格直接影响PPI，进而传导至CPI。与CPI、PPI相比，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是通胀或通缩的先行预警指标。只要大宗商品市场不是特殊管制的，股票市场是全流通的，两者发出的价格信号非常准确。

　　他举例说，在美国，代表一揽子大宗商品价格的CRB指数一般领先于市场利率3-6个月。而我国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的通胀压力，其实早已通过期货市场价格的变动显现出来：从2006年8月开始，大连大豆期货价格便开始触底反弹并一路上扬，至2006年底，累计上涨了近20%，但是CPI却直到2006年底才开始攀升。

　　常清建议，宏观决策部门应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信息，并据此提前决策，从而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时机和力度，而不是跟着滞后的统计指标走。例如，面对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引致的物价指数飙升，不一定要立刻实施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调控，因为由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引致的物价指数波动是暂时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往往主要由多年来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从而使农产品供给减少所导致，经过一段时间政策调控或市场调整，农产品价格自然会趋于合理，如果此时加大调控力度，市场的有效需求会受到抑制，反而会使农产品价格出现非理性下跌。因此宏观调控需要注意价格信号和政策的时滞性，不应过于注重经济指标，一味下猛药治理。

　　话语权  上海期交所正向定价中心迈进

　　在对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深入思考中，常清一直将中国期货市场的战略发展目标定位于建成“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他殷切希望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民族企业对大宗商品的定价具有话语权。早在1996年，他就发表文章提出了定价中心的理论。

　　常清指出，中国大宗商品进出口价格存在巨大背离。“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作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的我国，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那就是，需要的能源原材料都是天价进口，而出口的产品却是低价，这给我国加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中国因素”常导致中国买什么，什么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是天价，我们进口的国际原油、铁矿石、大豆等都因此每年多付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而我们出口什么，什么商品就降价，还遭遇反倾销调查。因此，“我们一定要建成一个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世界性期货交易中心，即中国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

　　怎样才能建成定价中心？常清说，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最根本的条件，任何一个经济强国或经济发达地区都会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该区域经济的贸易和金融中心。此外还需具备一些必须条件，包括：时区条件，世界上可划分出欧、美、亚3个时区，每个时区都会出现期货交易中心来完成定价和管理风险的使命；品种条件，在不同时区都有同一种商品的期货交易中心的情况下，必然要有一个主体的交易所来定价，它所交易的商品一定会是该国或该地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或大量贸易的商品；还有中心性交易所条件、强大的期货经营机构、合理的投资者结构、健全的法规、该交易中心的交易品种的国际化程度；等等。

　　常清认为，当今中国期货市场已跃居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期货市场。虽然中国期货市场仍需实现“量”到“质”的转变，成熟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功能发挥仍有待完善。但在经济实践中，许多品种正在强化它的定价功能，我国期货市场正在成为新的定价中心。如大连交易所推出的1号大豆合约，其价格是中国大豆的价格；天胶价格在2001年以后逐渐成为亚洲各国贸易的参考价；棉花价格虽与美棉有一定的趋势关联，但仍能完全反映我国的供求关系；一些国际性品种的交易开始走相对独立的行情，开始走出“影子市场”，最为明显的是有色金属，“我和胡俞越教授就此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我们的共同看法：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取代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有色金属定价中心（LME）。”

　　股份制　让期货交易所具有创新竞争能力

　　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际期货市场的发展变化，常清对如何将我国的期货交易所建成世界上具有定价功能的权威交易所，我国期货市场下一步的发展和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第一，按照原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新政，彻底改革交易所的体制。将期货交易所改为股份制，让它成为与国际上成功的交易所一样，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不再是一个官办机构。

　　第二，将期货中介机构办成真正的中介机构。让他们在交易所与投资者之间成为具有创新能力，具有“变压器”能力的中介机构。

　　第三，取消一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条条框框，让期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成长起来，形成多样性的、富有远见并能够参与定价的投资者群体。

　　第四，系统修改和完善我国的期货市场法规，让符合客观规律的法规体系保障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到达定价中心的目标。

　　常清认为，目前，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已进入了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若不抓紧进行体制性改革，我国的期货市场可能会离定价中心的目标越来越遥远，会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价格变动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同时分配利润。如果我国的期货市场不能产生质的飞跃，还是影子市场的话，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我国的经济发展会面临创造财富而分配不到财富的尴尬局面。

　　个人观点

　　■流动性过剩

　　将流动性看作头号敌人可能会丧失历史机会。我个人的判断是流动性过剩将是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各类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会越来越高，货币过剩的局面也会因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而难以短期改变。因此不能用过去的观点来看待流动性过剩问题，货币政策也要根据新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房地产业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形成支柱产业，从而产生核心竞争力。房地产业可以拉动国民经济发展，但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消费产业，并不能形成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国家对房地产业政策的引导应该从居民住房消费的角度出发。我国房地产的问题是在一个体制转换的特殊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问题，理论上将房地产业看成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实践中房地产业的寻租和财富效应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误导，致使全社会投机心理加重。

　　■金融体制改革

　　资本市场是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和载体。金融体制改革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初具规模，但其功能差强人意。20多年来，我们一直将股市作为片面融资的市场，为国有企业解困，为各种各样的企业圈钱，发展到今天已难以为继。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健全资本市场、实施利率市场化。为此，必须对证券市场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它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大载体，保证金融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