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20日，我接到调令，与其他两位老同志去接收百代唱片公司。此时，我刚从华东团校毕业，正在华东财经委员会团委做宣传干部。那时，百代唱片公司的正门在徐家汇路1434号（现肇嘉浜路），面临一条又臭又黑的肇家浜，两岸都是破烂不堪的棚户。百代公司有好几栋小洋楼，录音棚设在衡山路上小红楼内。这幢建造于1914年的小洋楼，因为屋顶及外墙都是红色，所以被叫做小红楼。小楼有三层，底层是录音控制室、演唱人员的休息室及会客厅，二楼是经理的生活居住地，三楼顶层是编辑人员的办公地，东面一大间，聂耳、冼星海、任光等都曾在这里待过。《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大路歌》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都通过灌制唱片从这里传播出去。

　　我们到达的时候，门口已有解放军站岗。 

　　1948年底，百代唱片公司一部分去了香港，一部分去了新加坡，留下三十多人看守。

　　留守的录音师是一名白俄人，名字叫费德洛夫，他住在小红楼的裙楼里。我对他说：“我们来接管了，你可以走了。”他显得很不高兴，临走的时候用脚去踢他曾经睡过的那张席梦思大床。我警告他：“你不可以踢的，这张床已经属于公家财产了”。

　　那个时候，百代唱片公司的厂长是个法国人——默赛，他住的那栋小楼靠近肇嘉浜路。英国人梅林是百代公司大班。

　　接管以后，我一个人住在小红楼里。因为花园太大，树木太多，多年没有人打理，杂草丛生，给人一种《聊斋》中狐仙出没的感觉。我有些害怕，所以每天晚饭之后去小红楼，都是从肇嘉浜路沿围墙外面到衡山路。衡山路上有2路有轨电车和42路公共汽车终点站。

　　我住进去不久，就听老职工说，老外走了以后，晚上常能看到梅林大班穿着白色的衣服，在园子里面游荡，又听说，他经常去小红楼的客厅弹钢琴。听了以后还真有些毛骨悚然。我起先不信，一天晚上，我已经睡去，迷迷糊糊中，果真听到了钢琴声。是梅林大班回来了么？有谁在录音棚里弹琴呢？第二天，我将此事汇报给了有关部门，军管会后又加派了解放军守在小红楼的门口。到了半夜，守在门口的战士也听到了钢琴声。大家更加紧张了，仔细搜寻，结果发现琴声是从对面的洋房里传出来的。

　　1952年3月，原大中华唱片厂、胜利唱片公司与百代公司合并归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我与工人们一起清点财产，又把散失的工人找回来。那些停产多年的机器经过检修，终于在3月5日又运转起来了，同年6月1日，停了多年的小红楼录音棚里第一张唱片《新疆好》开始录制。

　　随后合并进来的几家工厂，包括歌林唱针厂。金嗓子周璇的前夫严华，他就是歌林唱针厂的厂长。严华当时的名字叫严又新。后来与著名音乐家黎锦光，戏曲艺术家徐以礼等组成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不久唱片厂便开始编辑、录制唱片。新中国的唱片事业发展也由此拉开了序幕。第一批中密纹唱片，第一张薄膜唱片，都是在这里研制成功。

　　时光的隧道，犹如列车一般飞驰而过，当年我从繁华的南京路外滩去到市区边缘冷清的徐家汇距今已是整整六十年。当年只有2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现在不仅有多条公交经过，更有地铁纵横交错于徐家汇中心，终日车水马龙。百代公司的老厂房虽早已不在，但小红楼还依旧隐立在高耸的梧桐树荫中。

　　虽然没有了“夜来香”的小花园，但如今的徐家汇公园，依然绿地如茵，那棵百年银杏树还静静耸立在小红楼旁，守望着衡山路和小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