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坐在剧场看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感觉与从前看电影《巴黎圣母院》颇不相同。从前看电影，爱惜的是艾丝美拉达，憎恨的是孚罗洛神父；此时看音乐剧，爱惜依然，憎恨却一点点地化成了怜悯。爱憎变得不够分明，然而这与音乐剧或电影本身，全无干系。

　　孚罗洛曾是个虔诚的神父，拥有尊贵的身份和高尚的地位。他还是个勤奋的学者，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教养。但就在不知不觉中，生理的本能被信仰隔断，凡人的欲望被身份架空。我想他若本是个没有底线的淫棍，倒也罢了，因为他尽可以学《十日谈》里的主教和神父们，或改装入室勾引良妇，或易容娼寮恣意泄欲。但他没有这么做，这可能是他的知识与高傲决定的，可惜知识与高傲更加剧了他的郁闷和癫狂。孚罗洛还收留了可怜的丑八怪卡西莫多。收留的原因，据说有多种，我却觉得独独忽略了同病相怜的涵义。卡西莫多残缺的是人的肉体，孚罗洛残缺的是人的肉欲；卡西莫多因残缺而变得神力拔山，孚罗洛因残缺而变得色胆包天。说了半天原来他们是同类人，至于行善还是作恶，不过是人的一体两面罢了。

　　美与恶是天生的对手，能激发极端之恶的，恰是极致的美。当孚罗洛神父命令卡西莫多劫持少女时，他从牙缝里迸出了这个结论：“她的舞那么动人难道是我的错？她长得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她使人发狂难道是我的错？”但极端之恶失去了任何表达爱意的巧饰，副主教不能像卫队长那样温柔地说“我如果有个妹妹，我将爱你而不爱他”；也不能像敲钟人那样冒险采来一朵小花，博得少女一笑。他只有赤裸的本能，如同他的声音始终低沉阴森，丧失了任何变化。尽管巧饰常常是拙劣的，但它们往往很有用；而没有巧饰的本能是恐怖的，于是便有了劫占、有了暗刺、有了诬陷、有了强暴……

　　玉体如酥，星眸秀、白羊惊艳。歌带舞、自然香色，惹来邪焰。大道苦修求正果，小心坚忍抑春念。到此际、一袭黑袍加，究难掩。

　　隐街角，为劫占。谋暗刺，施诬陷。失情翻作恨，恶行难忏。绞索起时责上帝，钟楼高处得天谴。藉死神、美与善相拥，莫能犯。

　　——调寄《满江红》

　　当少女被绑到绞刑架前时，神父正在痛苦地忏悔。他忏悔的地方，不是教堂，而是他行凶的客房。这表明在他的心中，上帝已不存在，忏悔自然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歇斯底里的绝叫：“她活着有罪，她存在有罪，跟我一样！让她的灵魂安息吧！那我的灵魂呢？我的呢？上帝！我的呢？……”

　　我曾在圣母院的外墙四处寻觅那个希腊文“宿命”，又到大教堂的正门口上下打量。它是如此高耸峭拔，似在宣示从人到神的距离是多么地高不可攀。当孚罗洛的躯体从顶楼向我飞坠而至时，他似乎没有惊惧，没有惊呼，更没有挣扎。我想他心下早已承认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凡人了，并且希望早些结束做人的痛苦，好让自己的灵魂早些安息。

　　多年后，人们发现了卡西莫多与艾丝美拉达紧抱的遗骸。但就在试图将两具骸骨分开的刹那，它们化作了尘土。看来，死神不仅能阻止恶与丑再次肆虐，也能护卫美与善不受侵犯。这就难怪——据说雨果弥留之际曾说“欢迎死神光临”，此言通常被认为是他一如既往的豁达和至死不泯的幽默感；但我却觉得这位人道主义大师的那瞬心情，与孚罗洛神父的最后一念遥相映照——人，只有让死神来解放自己。

　　不过就在剧终谢幕之时，我却想起了一出昆曲小戏《下山》，那一缕从高厚黄墙内溢出的清纯、温暖而带着诙谐的气息。小和尚本无春心萌动，加上不堪庙里寂寞和老僧打骂，无师自通地实施了自救，在一个春意盎然的傍晚偷出山门。本无有的是年华，没的是牵挂，倒比大和尚们来去自由多了。而他的姻缘来得比预想的还早。刚到山下，本无便遇到了同样原因私逃出走的小尼姑色空。

　　木神泥像百千态，独是欠妖娆。年年昼夜，单蒲做伴，孤枕相邀。

　　黄墙高厚，亦难关掩，若柳初桃。女儿梦里，袈裟褪尽，红粉香袍。

　　两人年貌相当，言谈投缘，一僧一尼当即做了一对小夫小妻。

　　嫩红幼绿春来早，山下正妖娆。黄墙渐远，金钟已杳，夕色相邀。　　

　　少年男女，缘逢顷刻，携手夭桃。人间佳偶，新成一对，冷落僧袍。

　　关于做人，我相信东方与西方的精神能够互补，如同乐观与悲观的情绪可以中和。走出剧场，回到家中，我的头件大事便是开启唱盘，让《下山》的悠扬旋律和灵巧对白，缓释适才看戏的抑郁。其实只要承认自己是凡人一个，并且趁早行动，那么诸事俱达，大可不必劳死神来泯灭一切。中世纪的巴黎，自然有的是修女，有的是像色空那样怨神怼主的嬷嬷。可惜孚罗洛神父迟了，当他有了知识、有了地位，特别是有了一大把年纪之后，一切都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