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荣兴 

　　一 

　　说起黄浦营业部的开办，其实也是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1990年4月26日，我路过广东路西藏中路口的上海市工人文化馆，看见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大厅出租，年租金40万元”。我一看“市口”很好，立即向管总作了汇报，经过两次谈判，最后以每年35万元的租金签约，同时公司决定由我负责组建黄浦营业部。于是我请我的老师、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李儒训约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尉文渊面谈，地点就在工人文化宫5楼的咖啡厅。说个小插曲，那天是实行夏时制的第一天，管总手表的时间没有调整，结果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进门还说“刚好10点，我一分钟也没迟到”。尉文渊查看了营业场地，表示支持。 

　　1990年6月25日，黄浦营业部正式开业。 

　　二 

　　现在不管到哪个地方、哪家证券营业部，已经找不到只代理沪股或深股的证券网点，且千里之外的委托交易在瞬间即可完成。可是在证券市场刚起步的年头，沪市与深市是两地割据、互相排斥的。 

　　1990年12月18日，上交所开业的前一天，我在《新闻报》撰文预测：“深圳股市已临近股价接力赛的‘最后一棒’，黑市交易已不复存在，场内交易量骤增。为分散风险，那些在深圳股市不赚‘最后一块钱’的投资者，预计会抽出一部分资金投入价位较低的上海股市。深圳大户趁机竞价交易，颇有‘杀回马枪’之势。”之后深市的发展与我们预测的完全一致。1991年4月22日，深圳市场的5只股票成交量创下了零的纪录。 

　　这时，一方面有上海股民试探去深圳炒股，有的则积极鼓动我们在上海开设深圳股票的交易，另一方面公司总经理管金生曾和深圳国投证券投资基金部总经理汤生午有互相代理的备忘录，于是我们决定开设代理深圳股票交易业务。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公司总部，把自己的主意向管总报告，管总与王培君副总立即拍板，支持开办代理深圳股票交易业务，越快越好！兴奋异常的我连夜组织起草有关委托买卖深圳股票的相应规定，并在晨曦初露的5月16日早晨，把墨迹未干的通告贴在了黄浦营业部门口。同时，我通知包括建议我开设代理深市股票交易业务的上海股民杨良箴在内的一批股民前来参与。杨良箴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在深圳以外地方购买“深发展”股票的股民。当时，我们在深交所没有交易席位，也收不到即时行情，营业大厅小黑板上提供的是深市隔天的行情，客户简直是闭着眼睛填委托单，有的干脆填写市价委托。当时客户在黄浦营业部开设的是二级账户，每笔委托汇总后传真到深国投证券投资基金部，后者则以一个股东账号进行买卖，然后由基金部根据总成交单分配给每个具体委托人。一时间，黄浦营业部成了深市的超级大户和上市公司流通股的第一大股东。 

　　9月下旬，随着深圳股市的反弹，市场更加火爆，万人争相入市，排队通宵达旦，最高峰时得排上5个通宵。专业排队赚取“序位费”者有之，冲乱队伍抢档插队者有之。更有甚者，从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三楼攀援而下，再从二楼奋勇跃入排队人海。其中“十六铺”轮船码头的票贩子，一度成为深夜冲击队伍的“插队专业户”。此时黄浦营业部的治安情况突出，如果不提高委托起点，排队非排到人民广场不可，并且要排几天几夜的队。为此，我们不得不规定每笔委托必须超过5万元，10万元，15万元，最终提高到每笔20万元。虽然有好多人反对，但就操作性来看当时只能这样，因为深圳股市涨疯了，同时，我们还采取了客户的“交割单”每天早晨7点就开始办理的措施。 

　　记得有一次周五收市后，例行编号登记下一周的委托，当下一周的编号全发完后，队伍依然望不到头。股民们在营业部门前齐呼我的名字：“一二三，谢荣兴，一二三，谢荣兴。”我激动得热血沸腾，当即决定，继续接受登记下下星期的委托。 

　　由于交投异常火爆，清算极端落后，因此问题很多。由于资金在途原因或汇总申报差异及分配不当等原因，造成投资者经常应该成交而没有成交的情况，因此向我投诉，与我吵架者不少。 

　　大吵之后，我终于拿起了“法律武器”，连夜起草了一份《买卖深圳股票协议书》，申明本营业部是二级代理，只负责代理电话传真委托，成交与否，责任自负，与本营业部无关，同意者，就在委托之前签上承诺人姓名，每委托一次就签名一次。该协议被客户戏称为“生死合同”，然而这一招还真管用，以后几个月都没人到我这里投诉。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里，在黄浦营业部登记的深市投资者超过了2.2万户，整个深市的买卖盘经常是80%来自黄浦营业部。 

　　1992年，当深市对全国开放，欢迎各地券商到深圳开设营业部后，我立即到主管部门去申请。然而《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章程》规定，一个券商“不能同时成为两地会员”。我则坚持：第一，规则是人制定的，是可以改的；第二，全国我最早进入深圳市场，最有资格成为第一批深圳会员。为此，我不得不天天在主管部门“上班”，甘愿以“辞职”为代价。要取得“通行证”如此艰难，现在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 

　　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几位老总也经常光顾黄浦营业部，尤其是尉文渊，几乎每周要来，而且经常在广东路上被包围，而他则常常“演讲”得非常过瘾。为此，我们经常不得不以“尉总，你的电话来了”来替他解围。上证所交易部经理王强更是明确对部下讲，要了解市场、感受市场，就要经常到“马路沙龙”去听听。 

　　三 

　　1990年12月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副市长黄菊、主管财贸的副市长庄晓天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罗时林等来到万国证券公司黄浦营业部考察。 

　　当朱镕基一行的轿车停在黄浦营业部门口20米左右时，广东路上广大股民在非常拥挤的情况下立即让出一条通道，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夹道欢迎。 

　　接待朱镕基市长的地方是在黄浦营业部阁楼下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接待室，向朱镕基汇报情况的是管金生总经理。我只听到朱镕基很严肃地讲道：“这是有风险的事（指股票买卖），要跟老百姓讲清楚风险。” 

　　汇报结束后，朱镕基参观了营业部的柜台。此时大厅内的客户开始鼓掌致意，突然有一个人肩扛一台摄像机跳到大厅的大理石柜台上，事后才知道这是美国有线电视台（CNN）的记者慕名来采访营业部，正巧碰上了这么好的机会。 

　　当时我心里一阵紧张，正想上去阻挡一下，想不到朱镕基满脸笑容地面对镜头，并挥手致意。 

　　当朱镕基走到营业大厅时，突然有一位客户冲向朱镕基身边，拿着一张“小飞乐”股票，要求签名。这时与朱市长同来的不知是警卫还是秘书出来阻拦，我立即上前解释，他是我这里的大客户，你放心，帮他签一下吧。朱镕基于是欣然在这张“小飞乐”股票上签上了“朱镕基”三个字。 

　　谢荣兴曾任万国证券计划财务部经理、黄浦营业部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交易总监;后任君安证券副总裁、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国泰君安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国联安基金公司督察长;现已退休。 

　　选自《梦想的力量———万国人的口述历史》本书编委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