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当前，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我国农民最大的困惑就是财产权利得不到显化和价值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较大的篇幅和鲜明的观点，提出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的具体目标和要求，回应了我国亿万农民期盼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彰显了我们党的改革勇气和对人民的担当。
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这一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赋予了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集体土地不能入市交易，必须征为国有土地才能转让。而征地补偿费每亩仅2-3万元，征为国有土地后出让每亩却高达几百万元。两者形成鲜明的差距，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且失地农民在就业、保障等方面带来诸多问题。我国农民对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理应反哺农民，还权于民。因此《决定》的这一改革，突出了“四大亮点”：一是集体建设用地允许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二是完善被征地农民多元化保障机制；三是建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四是允许集体土地转让、抵押，赋予了土地金融属性。
近几年来，上海在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试点。如实行“两规合一”前提下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征地留用地试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适当调整提高土地补偿费标准；有的区还尝试建立土地出让金与农民共享分成制度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闸北区彭浦镇彭浦村是本市第一个“征地留用地”试点单位。全村通过在留用地上建设商务用房，年租金达2000多万；正在建设的47000多平方米公租房，建成后年租金可达3000多万元。通过资产量化，全村农民拥有个人股2000多万，有效增加了失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闵行区九星村通过自主开发1300多亩集体土地，建设九星综合市场，年租金收入达六七亿元之多，做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股份，人人有保障。” 实践证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必将为农村和广大农民带来巨大财富。
赋予农民集体财产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是赋予农民财产权的又一次重大改革。1962年农村工作条例（六十条）颁布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这种传统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法人地位，集体资产“共同共有”，实际上虚置，农民主体不到位。因此，实行集体资产的股份制改革，变“共同共有”为“按股共有”，资产量化到人，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财产份额。这次《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农民对集体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进一步完善了集体产权制度，从根本上确保了农民对集体股权的长久利益机制。
上海市早在2003年就开展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改革的重点是界定农龄，量化股份，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赋予农民集体财产权。目前，全市基本完成了农龄界定工作，有条件的村实行了股份量化。
闵行区是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主要实行多种形式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建立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和土地股份合作社。至今年底，全区已有53%的村实行了股改，有10万多农民成为股民，入股农民人均持股3万多元，2010年至2012年，全区改制分红总额达5.84亿元，年均分红率10～15%左右，人均累计分红1.8万元。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民通过分红，增加了财产性收入。目前闵行区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1：1.3，为上海郊区比例最小的一个区。
本报记者 朱全弟 通讯员 顾吾浩
身边事·心里话
“农民心里更踏实了”
九星村是有名的市场村，这里生活的农民很幸福，以前跳出农村的原籍现在都想回来。
当地农民刘连兴说，我们在村里年年依然分红，确确实实享受到土地增值以后的红利，现在三中全会一开，我们看了心里更踏实了。还有，村没了，但是集体资产还在，这是农民的聚宝盆，年年可以分钱。三中全会再给了我们农民一颗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