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不清究竟有多少支歌队来自多少街道，数不清究竟有多少支舞队来自多少乡镇，轰轰烈烈的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之所以可以持续春夏秋冬四季缤纷，是因为在此之前，上海城乡的群众文化早已“百节丛生”，为今日大都市的盛大节日提供了饱满的文化储备。

　　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黄浦江岸第一个企业的艺术节。那是一个文化低谷的报晓，是那么简约，却是那样生动，牵出的一系列故事又是那样令人意外……

　　1 “黑海”开闸潮猛涨

　　世界地理上的“黑海”，英文名称为“Black Sea”，它向西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与地中海相通，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

　　上个世纪，上海也有个“黑海”，在黄浦江东岸从杨家渡到南码头十里江岸沿线，那是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黄浦江西岸船厂路北票码头是它的分支。黄浦江岸的这条“黑海”，不可貌相，虽说遍地煤山，满天煤灰，装卸工个个“垢面蓬头”，却是城市的一个“宝库”。上海与华东地区工业、生活用煤都经过这里“北煤南运”。如果这里的煤山所剩无几，意味着上海首先要变成一座“死海”。

　　然而，担负如此重大使命的煤都，职工的工作环境、生活设施却长期是全港倒数第一。装卸工几十年没有更衣室，而煤炭装卸不同于其他港区的粮食、化肥、钢铁的装卸作业，每天上班非要从里到外更衣不可。我在1968年进公司前身上港七区当装卸工的时候，许多老码头都是“驼背”——上下班都背一个很大的包裹，更换衣服都在包裹里。“老三届”进港的时候，善良的“老码头”用码头上的垫舱板敲了些大小不一的箱子，放在码头各个角落，就成了特供我们青年装卸工的更衣箱。隆冬时节，上早班凌晨从里到外更衣个个冻得直跳脚。那时的青工把到上港七区工作说成“上当吃屈（吃亏）倒煤（倒霉）”。职业悲情弥漫“黑海”。

　　然而，就在这怨声载道的“倒煤”地方，1986年10月20日，突然码头气球高升，煤山彩旗飘扬，江岸汽笛拉响，工人放声歌唱——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首届职工艺术节隆重开幕了！

　　这个历史的惊变，源于两年多之前的一场变革。

　　在国家结束内乱、实行伟大历史转折之后，各行业生产发展迅速，煤炭供不应求。为解燃眉之急，上海港务局决定以“进出吨煤工资总额含量包干”为突破口，让煤炭装卸公司在全港率先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其实质内容就是以吨为计量单位，实行全计件工资制，卸一吨得一吨的报酬。公司为了提高全员工资总额必须提高装卸效率；职工要想增加收入，必须多装快卸。国营企业持续几十年的“大锅饭”彻底打破，职工的效益与企业的经济命运连在一起，生产激情遂如“黑海”开闸大潮猛涨。

　　装卸一大队青工小田到庙里烧香拜佛，竟是求神灵保佑黄浦江免除台风。因为台风季节，船舶无法进港，装卸就要停产。而曾几何时，这里的工人天天盼台风，这样就可以“歇搁”打瞌睡。从盼台风到怕台风，劳动者的核心价值观发生深刻蜕变，先进生产力的源泉被掘开倾情喷吐。从1984年到1986年，公司三年完成相当于四年的生产总量，职工收入翻了一番。工资翻一番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谁人敢想？

　　码头的文化生活历来枯燥。在我们“老三届”进港之前，以“老码头”为主体的装卸队文盲占到百分之七十。在实行分配改革以后，“老三届”作为生产也是文化生活的主力军，内在的积极性被激活。当时我担任公司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公司的宣传教育工作，出于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需要与个人爱好文学艺术的本能，就向公司党委递交了一份关于创办公司首届职工艺术节的建议，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很快，各个部门的两百多名职工应征向公司递交了首届艺术节吉祥物的设计稿。在经过严格评审之后，最终选中了“黑天鹅”。作者在创作说明中这样写道：“过去我们的前辈在过山跳上扛煤，被人叫做‘臭苦力’，后来我们年轻一代进入煤都，被叫做‘黑奴’。现在，码头生产连创奇迹，工人收入比其他行业都高，社会地位上去了，就像‘黑天鹅’飞上了天。”

　　2 创建三色艺术村

　　首届艺术节开幕当天，中栈码头边上三排外墙为黄、红、绿三种颜色的矮平房很是抢眼。这是临时抱佛脚造出来的“艺术村”。原先这里是公司机关的所在地。

　　过去，在这个“倒煤”地方做干部也是全港最苦的。三日两头要下舱劳动，每个办公室里都有几把大煤锹“常备不懈”。即使不上船劳动，一天下来也是一身灰一脸黑，眼睛鼻头分不清。公司机关甚至都没有像样的办公楼，只有在中栈码头煤山边上三排低矮的临时房，而这已经是煤都最“豪华”的地方了，工人们戏称它为“中南海”。

　　在1984年公司实行分配改革的同时，公司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也随着装卸吞吐量的猛涨而“水涨船高”。从1985年起，这里建造了装有暖气的工人更衣室、宽敞的食堂、冬暖夏凉的浴室，还有一幢4层的办公楼，原来的“中南海”撤空了。我决定利用这个地方，为艺术节建一个“艺术村”。

　　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公司养护队的6位工人带了6桶石灰水来到“中南海”，分别把黄、红、绿三种颜料粉掺和在石灰水里，刷在三排矮平房的外墙，这样，多彩的艺术村就呈现了。工人们简称其为“黄房子、红房子、绿房子”。后来，解放日报记者胡微就以此为标题写了一篇介绍这个艺术村的通讯。

　　三排三种不同颜色的矮平房各有8间大小不一的房间。第一排黄房子为展览馆，分别设有文学馆、美术馆、书法馆、藏品馆、集邮馆、工艺馆、剪纸馆等。考虑到港区“老码头”多，把征集作品的范围扩大到职工家属与好友。这样，有些没有文化的老工人把儿子、孙子、侄子的作品都拿来了，因此，展览馆作品琳琅满目。各展馆的展板与展览橱，大都是工人们用码头上的旧木料改造制作。那时舍不得花钱出去“写真”，文学馆的展示就把职工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用复印机放大复印直接贴在展板上。

　　第二排红房子是娱乐馆，多种文化娱乐活动此起彼伏。“便宜坊”书斋，是职工们交换旧书的场所；“小光明”电视院，每天放映4场不同的录像片；“猜就中”迷宫，挂满五颜六色的谜面。

　　第三排绿房子是展销馆。“陶艺馆”的物件是工会的顾福林带一辆卡车去宜兴工厂直接采购的，各种造型的摆设都只有几元钱一件。北票码头的李家荣妻子在衬衫厂工作，送来的各色长短袖衬衫摆满“时装馆”。还有公司4个食堂的厨艺大比拼，各色点心、卤菜在“美味馆”飘香。

　　这个一百多年前英国商人创办的怡和洋行码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短短一周内，艺术村接待参观者一万多人次。公司3800多员工中一大半进“村”两次，许多老工人携妻带儿孙进“村”又看又买又吃，个个笑逐颜开。码头边的社区居民闻风过来同乐，海港其他公司组团来参观访问。媒体记者采访不断，上海文化艺术报以整版篇幅介绍这个艺术节的盛大规模。长期默默无闻的煤都声誉鹊起，报上有名，电视有影，电台有声。过去遭人嫌弃的“垃圾滩”终于扬眉吐气，展现出焕发的新姿。

　　3 倾倒众多艺术家

　　艺术节开幕当天，著名艺术家王丹凤、乔奇、邵滨荪、石筱英，与青年演员茅善玉、赵志刚、徐俊等兴冲冲赶到煤都，他们都怀着一种好奇，想看看过去最没文化的地方艺术节是什么样子？一踏进码头，他们就惊叹不已。

　　这里的煤山形态已经不是三角型，而是像过去的大寨梯田，一层一层有棱有角地叠起来，每一层都有平整的依山煤屑路，彩色的旗帜就插在层层煤屑路上。如此鬼斧神工的奇观是一群工人用大煤锹通宵敲打出来的。

　　艺术家跨进艺术村，看完各馆的一千多件展品，无不深受感动。王丹凤激动地说：“我看到许多工人的作品陈列在装饰得十分精致、漂亮的展板上及橱窗内，每个馆都有工作人员守护、介绍。在这里，艺术得到规格很高的抬举，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尊重。”

　　艺术节的开幕式借用中栈与南栈码头中间的上海外轮航次修理厂礼堂隆重举行，因为“煤都”还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礼堂。开幕的文艺演出形式多样，衣食无忧之后的歌唱流淌着纵情欢乐的酣畅。装卸工表演的混声合唱浑厚有力，女司机的表演唱趣意盎然，民乐合奏宛如江水涛涛拍击人心，高亢的码头号子声声催人感奋。每一个节目都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与结束。艺术家不时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想必是对文化低谷时期的文化追求，愿意给予更多赞美与鼓励吧！

　　担任艺术节评委的乔奇后来在报上撰文盛赞这个艺术节：“有些作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这些作品出自曾被人称作‘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码头工人之手’”，“这舞台艺术的创造者，都是曾被人称作‘大脑粗’的码头工人。”

　　4 奥运健儿登上台

　　首届职工艺术节取得圆满成功之后，根据职工的强烈要求，公司党委决定每两年举行一次。

　　1988年12月15日第二届职工艺术节开幕的时候，已不需要外借场地，就在中栈新建的兴达文化俱乐部剧院里欢聚一堂。这是公司实行承包经营以后建设的多功能文化设施，因此与其说艺术节是公司文化建设的成果检阅，不如说是上海港改革开放的成就展示。

　　港口是城市的门户，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与能源的重要，这一届艺术节引起了市委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副市长顾传训等领导都落座在第二届艺术节开幕式的观摩席里。开幕式上，有一个节目令他们颇觉意外。

　　那天，我以公司工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开幕式。之后有一个节目是我的讲述。故事从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说起。奸刁的东道主把竞走比赛安排在他们本国运动员早已走熟的山地，许多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却因为不习惯这七高八低的山道纷纷半途而废，走到终点者只有三分之二。而中国的3名运动员无一半途中止。赛事结束的颁奖时刻，组委会宣布授予中国一运动员“竞走姿势优美奖”。这是一个特别的嘉奖，引起全场一片轰动。一举夺得4枚金牌的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奔过来拥抱他表示祝贺。只可惜旧中国的奥运代表团限于财力没有邀请记者同行，这个新闻在当时鲜为人知。

　　这位在第11届柏林奥运会唯一获奖的中国运动员叫周钦良，是煤炭装卸公司一位退休工人。

　　奥运选手怎么会在上海港？周钦良自幼生活在上海南市。1915年，中国与日本、菲律宾三国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即后来的沪南体育场）举行第三届“远东运动会”。运动会将少儿团体操作为开幕仪式，开幕后，小朋友们就坐在看台上看赛事。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比赛项目中国选手都落后，连竞走也是如此。看台上有一个小朋友不服气，为什么中国人连走路也走不过洋人？少年壮志，从此他每天放学以后独自练习走路，把“一定要走到外国人的前头去”作为人生目标。没有教练指点，他自己琢磨创造一种独特的竞走姿势，造就后来在柏林奥运会上荣获“竞走姿势优美奖”的奖牌。

　　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他不得不弃学就业，到虹口太古码头当仓库管理员。然而，停学不停步，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组建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竞走队“虹口竞走队”。1930年，在上海外国侨民主办的“万国竞走锦标赛”上，虹口竞走队荣获团体第一名，同时，周钦良夺得个人冠军，他们终于“走到外国人的前头去了”！就这样，周钦良声誉鹊起，成为上海滩的新闻人物。1936年初，中国政府组建奥运代表团时，他应邀远赴柏林。

　　岁月如流，这位“老码头”的历史荣耀已成为往事，但他少年时立下的“一定要走到外国人前头去”的爱国大志，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是多么需要传承！

　　说到这里，全场寂静，正当大家沉浸在无言的感奋之中时，82岁的周钦良健步走上了舞台。顿时全场起立鼓掌，向这位满怀爱国情志的“老码头”表达无限敬意！

　　文化艺术是一种表达。煤都艺术节这只黑天鹅，从浦江畔高高飞起，唱出了职工对劳动的自觉，对祖国的热爱，对文化的追求，对改革的渴望，也唱出了上海群众文化的先声……

　　改革，是百年港湾的一次壮丽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