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于历史厚重感和沧桑感的老上海教堂，是西方文化在上海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异国建筑风格和宗教文化的充分体现，而且也是我们了解海派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16世纪，基督教就开始传入上海。徐光启对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640年其子孙助建于梧桐路137号的敬一堂是上海最早的天主教堂。这座庙宇式的西式教堂是天主教在上海扎根的标志。上海开埠初期，外国宣教士大多在本国领事馆中兼任职务，因而出现了天主堂与领事馆共处一地的特殊现象。19世纪中后叶，随着上海逐渐成为宣教的重镇，进入上海的西方各差会纷纷兴建教会建筑。至19世纪末，上海共有大小教堂300余所。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位于江西路九江路的圣三一教堂，老北门第一浸会堂，苏州河以北最早的教堂救主堂，南苏州路的天安堂，北京西路的圣彼得堂，虹桥石皮弄的天恩堂，上海租界最早的教堂洋泾浜天主堂，董家渡天主堂，徐家汇天主堂（圣·依纳爵堂）等。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租界的进一步扩大，上海城市中心区域迅速扩展。至1920年，上海已有马路370余条，里坊2130余处，学校500余所，旅馆30余家，银行钱庄230余家，医院60余所，工厂500余家，影戏院30余家，近代上海城市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后，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一个迅猛发展时期，为教会建筑的建造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教堂经历了模仿西式教堂的移植期，开始形成与上海狭小的城市用地相适应的海派西式教堂建筑样式。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东正教堂、犹太教堂等各种类型、各等规模的教会建筑拔地而起，出现了上海教堂建筑艺术的高峰。20世纪初的30多年时间里，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建造的教会建筑比整个19世纪建造的还要多。教会建造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初期建造的简陋建筑进行翻新、改建、扩建；二是为一批早期成立却没有独立建筑的教会机构建造新建筑；三是建造新创办机构的教会建筑。徐家汇天主堂经过扩建后可容纳近3000人同时礼拜，成为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老北门第一浸会堂也将老堂拆除进行了重建。同时，国际礼拜堂、景林堂、诸圣堂、鸿德堂、慕尔堂、沐恩堂、新福音堂等一大批教堂新建而成。1937年后，由于战争的原因，上海的教堂建筑活动几乎全部停止。

　　造型别致、风格迥异的老上海教堂，是当时世界建筑设计潮流、审美取向、工程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妙结合。巴洛克式风格、浮雕中西杂糅的董家渡天主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尖拱门窗樘、铅条彩色圣像玻璃窗的徐家汇天主堂，融希腊、罗马、哥特式建筑艺术于一炉、中西合璧的佘山天主教堂，造型挺拔秀丽，墙面用红砖砌筑，俗称“红礼拜堂”的圣三一教堂，捷克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哥特复兴式建筑慕尔堂，带有西亚古朴的拜占庭风格的息焉公墓堂等都是老上海著名的教堂建筑。

　　教堂，使上海城市建设迈入西化的历程。最初上海县城的建设，基本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方式建造。开埠后，各国开始在租界建造各种类型的西式建筑，特别是各具风格和特色的教堂，带来了与中国传统建筑完全不同的景象，从城市格局和空间上西化着这个城市，改变着人们对城市空间中心的认知。圣三一教堂高高耸立的塔楼，徐家汇天主堂哥特式双尖顶，苏州河畔新天安堂的钟塔等，打破了旧城肌理，以一种绝对强势的视觉语言出现，并占据着城市至高点，成为当时上海城市新的地标。随着教堂和教堂区的建设，近代教育模式和教会学校、现代医疗护理机构和教会医院、期刊社、印书馆、博物馆、天文台、育婴堂、孤儿院等现代文明也都逐渐进入上海，使这座传统城市开始变为一个带有较多西方近代城市性质的新兴城市。

　　上海解放后，在战争中毁坏的教堂得到修复，基督教、天主教走上了自立、自传、自养的道路。十年动乱中，教堂遭到浩劫。改革开放后，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得到恢复，被占用的教堂得以归还，遭破坏的部分教堂得以修复。

　　老上海的教堂，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一份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和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载体，是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见证。如何对待这些遗产，充分运用其具有的宗教、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则是需要我们今天加以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