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居民调解纠纷时，我称呼对方为“老赵”，竟会引得对方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质问：“我老了吗？”小区里有一名精神病患者，每次发病，力气大得谁都拉不动，手里还拿着啤酒瓶和刀。每次都是我冲进房里，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还垫付押金。 

　　有一次，这位精神病患者的父亲在外面和人打架，想找我帮他撑腰。那天晚上，我正好和几个朋友吃晚饭，喝了点老酒。这位居民见到我，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在外面被人家打了你不管？你还喝酒？”之后还到桃浦派出所投诉我态度不好。 

　　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去帮助孤老，也会遭人非议。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一个社区民警，管老人做什么，只要管好治安就行了。还有人质疑我的目的，说是看上了老人的财产和房子。我想不通，做好事怎么会被说得那么难听。的确有许多老人想把房子和财产留给我，我总是耐心说服他们，把遗产捐给国家，唯一收下的是一位老人留下的钻戒，早就交给单位纪委了。 

　　很多人说我靠的是坚持，其实不是，坚持不会超过5分钟，我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当我被误解时，只要想到可爱的老人们，想到那些和我一样做好事的好心人，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 

　　弱智孤老李美英，嚷嚷着要给我织毛衣，已经说4年了，到现在只织好一截下摆（大笑）。孤老潘日署在电视里看到我被市领导接见，合影时，因为我站在最旁边，老潘就不开心了，说我站在旁边，他看不清楚。第二天，他竟然花了几千元买了个液晶电视机，只为让我“站到当中”。 

　　每年夏天我都要给孤老送3次西瓜，每次买40个。每回挨家挨户送上门，总有个爱捡垃圾的高妈妈跟在后面，提着一袋冷饮给我吃。我叫她别破费，她却说：“你送西瓜，我送冷饮，这叫鼻涕往嘴巴里淌———顺流。” 

　　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好人总会有好报。有一次，我带老人们游东方明珠，觉得票价有点贵，就和窗口工作人员讨价还价，负责人见出行者都是老人，分文未收便打开绿色通道；我和老人们在南翔吃小笼包时享受了8折优惠，到城隍庙游览时也有商家给老人送免费礼物；我带老人去外滩，他们想坐船游览黄浦江，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外滩水上派出所，巧的是，所长叫陈德华，和我就一字之差。所长听我说明来意，立即帮忙联系，以派出所的名义请老人们免费游览浦江美景。 

　　和这些快乐和感动相比，那些委屈就不算什么了。 

　　本报记者 徐轶汝整理

　　【记者手记】

　　采访陈德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实在太忙。 

　　第一次采访是在居委会的民警接待谈心室，一个小时里就有3拨居民来找他，一个是办临时居住证的;一个是因为水管漏水，和物业为维修事宜产生矛盾，请陈德骅出面调停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对面楼里的居民一直拿镜子照他们家，找陈德骅主持公道的。再大的脾气、再冲的口气，经过陈德骅的一杯清茶加三言两语，总能化戾气为祥和。 

　　第二次采访，差点“流产”。我拎着包上楼，陈德骅拿着车钥匙往下冲:“快走快走，有个独居老人吞了100粒药，想自杀。”居委会干部已经过去了，120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陈德骅开着“凯迪拉克”去接人，上医院。幸亏发现及时，老人没有大碍。 

　　陈德骅忙，主要是因为他太热心，管了太多“分外事”，更进一步说，是因为该尽责的人没有尽责。比如水管漏水，本应是物业的职责，但物业却无法给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只能由陈德骅从中斡旋;再比如照顾独居老人，子女才是法律规定的第一责任人，可子女缺位，陈德骅不忍心老人受苦，只好“补位”。 

　　这些年，陈德骅和居委会干部呕心沥血，都是在为昔日一些职能部门犯的错误“埋单”。如果小区在建设初期就能做到雨污分流，根据居民数量排设口径相当的管道，就不会一下雨便水漫金山;若城管、住房和公安部门在违法搭建一露头时就严厉打击，破墙开店就不会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居委会是一个平台，职能部门要到场，要发挥作用，而不是当“二传手”，把责任都丢给社区工作者，甚至把容易造成矛盾的事，让居委会去做。 

　　所以，我宁愿陈德骅没那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