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日子到父母家，在祖父留下的一口书橱内一阵乱翻，“啊，找到了！”我惊喜地叫道。那是一部民国版的黄岳渊、黄德邻父子合著的《花经》。祖父是在我高一那年病殁的，迄今已有三十多年。这以后我就很少看到这部《花经》了。但它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念念不忘，只是这回才发心要去老家把它找出来。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它还在老地方。

　　之所以念念不忘，是因为那是我记事以后，在童年阶段所常常翻阅的一部书。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半期，家里已经秦火，没什么书，祖父书架上我还有印象的书有一部上下两册的杨伯峻注的《孟子》，一套线装书的《四部精华》中的《子部》，还有就是这部《花经》了。前两部书当然不会太合一个孩子的口味，而《花经》前面有许多的珂罗版精印的黑白图片，包括一幅黄岳渊先生坐于怪石、古梅和两头丹顶鹤之间的仙风道骨的画像，植物常见的各种病菌的为害情状，各种害虫的幼虫与成虫，一些常见植物的形态，还有各种盆景的造型等，所以它就成了我常常翻阅的对象。每天晚饭后，祖父在他房里的方砖地上作“饭后百步走”，我就坐在他房里的沙发上翻看这部《花经》。

　　当时的我就已经喜欢园艺，在天井里种了牵牛花、夜饭花等几种最常见的草花，《花经》里的多数植物在那个匮乏的时代，是既难得到，得到了在我家那个缺乏阳光的天井，也是难以种好的，所以它们只是存在于我的想象和幻想之中。

　　(二)

　　回到家里，翻开这部书已经发黄、发脆的书页，发现它几乎已完全散架，已变成一部“活页书”了。但在这部书的书页中，居然发现了童年时或许是跟姐姐们一起夹藏在里面的几片干花：有紫色的夜饭花、浅蓝色的牵牛花，还有黄色的秋葵的大片花瓣。这些都是我童年时在天井里种过的花。年深日久，原来的颜色都已褪去大半，变得半透明了。

　　还有一张当时的小孩子们都喜欢收集的“糖纸头”和一张长方形的被刮得平平整整的垫在香烟壳子里的锡纸。当时的香烟拆开外面的纸包装，里面都有一层用来防潮的薄薄的锡纸，也是孩子们喜欢收集的东西。当时祖父抽完他的一盒“大前门”烟，我们就去把烟盒拿来拆开，取出里面的锡纸，然后把它放在两张纸之间小心地刮平。不能直接刮，直接刮会刮破。然后就把它小心地夹在一本厚书里。童年时夹过的锡纸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只是在这本书里居然还保留了一张。

　　看着这些东西，我的心中充满了感伤：我似乎看到的是凝固的记忆，和我童年的一部分。

　　(三)

　　黄德邻先生我以为早已是古人，可是后来在读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第一次出版的《茶花》一书时，发现他在二十一世纪初时还生活在上海。作者写道，“黄德邻先生……今年98岁高龄。他自幼身体羸弱多病，自上海暨南大学附中毕业后，因病未能上大学，即辅助经营号称500亩的黄园。他的心脏不好，80岁以后就装了人工的起搏器。他从4岁开始，跟随父亲在‘黄家花园’摆弄泥土，直至退休，从未间断。退休后，他虽体弱多病，但仍坚持在小小的花园和阳台上栽培茶花。后来，连从2楼到1楼爬楼梯的力气也没有了，就干脆把不到10平方米的阳台作实验基地。1987~1988年，他就在阳台上进行了50多个杂交组合，1993年88岁时还搞了60个杂交组合，真是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他96岁我们访问他时，他让我们坐椅子，他自己坐骨牌凳，挺直了腰，声音洪亮，同我们整整交谈了一个上午！”

　　我虽然跟黄德邻先生居住在一座城市，可是没有机会认识他，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黄岳渊先生在《花经》的“序言”中写道，“庭园非以充装饰，示富有也，公余之暇，精神上非得安慰不可；若置身庭园之间，见彼一花一木，一泉一石，位置得宜，心神怡旷，足以息忧虑，而去烦恼，身体为之康强，生命可以悠久，其益诚非浅鲜。”这一点，在黄德邻先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不说他年轻时的体弱多病，就说他身经数次重大变故，却仍然得享至少是近百岁的高龄，肯定是得益于他对花木始终如一的爱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