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从南方来，约好上午在城南某处见面，才握了手，友人即大赞南京是个好地方，我谦虚了一回；友人继续表扬：东西好便宜哟，走过全国这么多城市，没见过物价这么低的，（举起手机）我刚发微信告诉大家了。我觉得，以他的退休金，以他的见多识广，不至于认为我们这里“物价低”的，可他竟然激动得立刻发微信，喊人们到南京来，万一大家都信他，来买东西，会不会埋怨南京人不诚信呢？

　　我问究竟什么东西的价格低到令他震惊，他比划说早上“一元钱买到一个这么大的白馒头”，夫妇两人就饱了，于是再买一个上飞机，回南方给左邻右舍看看，作为证明。

　　我正看着那个被拍照并上了微信的无声无息的中级馒头，他太太又打开袋子，给我看她买的香椿头：“看，我们那边要卖五元一把，你们这里只卖两元一把！太便宜啦！”——也就是说，“南京这样的香椿头只卖两元一把”已经迅速通过他们的微信传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可是，一小时之前，我在城北买的香椿头，这么一把，要8元钱。那个进城南卖菜的农村大妈很可能不谙行情，也可能一时糊涂，算错账了，恰巧遇上了对南京充满好感的外地人，立即激动地发了微信，咸使周知。

　　以后我去外地，人们认为我来自“物价低”的南京，会对我们充满同情，同时又认为我们不需要加薪。而如果问他凭什么说“南京物价低”时，他也许不记得信息来源，也想不起是因为“南京香椿头只卖两元一把”，而且他总是听信手机传播，经常“点赞”的。

　　信息时代，发布“南京香椿头只卖两元一把”这样的不实信息，谈不上要负什么政治经济方面的责任。友人因为早餐一元钱吃了一个大白馒头就激动地发消息，他可能忘了，老了，食量小，而且很多地方的馒头都是这个价；至于“香椿头两元一把”，他要是敢当街喊一声，南京大妈们会立刻停止舞蹈，围困他。

　　报上有文章批评某专家作报告轻视听众，那位专家批评教师不读书，说他在会场上问“家里藏书有一千册的请举手”，结果场上没有人举手，于是某专家大发感慨，有所批评。文章作者认为，某专家这样居高临下地向教师发问，很不恰当。其批评中肯，语言温和，大家都应当引以为戒。藏书千册，对大部分教师而言是平常事，报告人在讲台上俯视听众，人们懒得举手回应他；所以，专家获取的信息不可能准确。

　　最近又有教授文章信息出错，影响甚大。说是朱自清的《背影》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逐出语文教材，文章在大报上刊出。我见了连连叫苦：他上当了，子虚乌有的事。他的信息也是“听说”，没认真核实。

　　文章中称，他在会场上问过老师，《背影》是否真的因为“交通规则”的原因而从中学教材中撤除了，“老师们点点头”，于是教授信以为真。

　　刊出那天，媒体龙卷风似的扫过，一日过后，有关教授闹乌龙的消息又铺天盖地刮回来，教授诚恳地道歉，但他的道歉并非所有受众都能看到……

　　那几个坐在台下前排“点点头”误导教授的“老师们”是谁？

　　他们是否真的听说九十年前朱自清的爸爸 “违反交通规则”的事？

　　他们为什么不摇摇头表示“不清楚”“不知道”呢？教授也太简单，你怎么能信台下听众的“点点头”？

　　你为什么不找一套语文教材翻一翻？这么简单的事竟不肯做。中小学语文教材到处有，不是机密文件，而且随时都能找到，比找香椿头和馒头还要方便。

　　口口相传的，白纸黑字的，信誓旦旦的，一句顶多少句的，一级一级传达的，刻在碑上的，统统得动脑子筛选、分析、辨识，那么多年的教训早就告诉了人们，更不用说骗子打电话用“公检法”“海关”来威胁老头老太要“查封银行存款”的把戏了。

　　末了再奉读者一事。

　　写完这篇小文时，想到要核实一下教授的原话，于是上那家报网查找，找到后意外发现下面链接了四年前记者就“鲁迅被逐出教材”传闻对我的采访，那一回乌龙闹得比这回大得多，影响更大，我被五家媒体纠缠五天。

　　报道结尾有些意思——采访结束时，我对记者说：“你信不信，同样的事情今后还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