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判大局：和平年代还是丛林社会？

　　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爱好和平不是坏事，但守护不了和平，那一定是坏事。由此，对时代与大局的判断，对国民财富消耗比例的调整尤为重要。甲午年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清廷的战略误判，因为朝鲜对中国来说是一般利益，但对日本来说却是重要利益。战争的结果是，清廷不但失去一般利益（朝鲜），连核心利益（割让台湾）也被伤及。此外，长期的文治主义倾向使清廷严重缺乏战争动员能力与机制，国家虽大、人口虽多、资源虽丰富，但根本应付不了一场大规模的近代战争。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日本维新之初即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立国目标，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成“第一假想敌国”，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安全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日本在海外屡屡制造事端，从琉球到台湾，从朝鲜到甲午战争，无一不来自这一思路。

　　明治政府的安全战略来自于它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正如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中说的，“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决不可信……既不可恃，亦不足守。”此诚为弱肉强食之19世纪“至理名言”。坐视敌人强大，这是当政者无法推卸的责任；知道问题所在，但又无力更改，这种历史的定数和无奈，恐怕是李鸿章们心中最大的痛苦和折磨。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认为，中兴大臣如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并非对国际毫无认识，但“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后者的才智，“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

　　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主要关注西方列强，对近邻日本往往视而不见。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最初两版均无日本的介绍，直到1852年的一百卷本才增加《日本岛国录》，而其内容又大部分抄自徐继畬《灜环志略》，错误颇多。首任驻日使团参赞黄遵宪对日本研究最为深入，用8年时间写成了40卷的巨著《日本国志》。可惜的是，此书于1890年广州付刊后，却迟迟没有刻成，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

　　模糊的东邻：不知己，也不知彼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乃千百年来奉为经典之古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清廷决策者真知道甲午前中日军事力量对比的话，这场仗或许就不会打了。战争爆发后，外方评论大多对中国持消极态度，如上海《德国新报》称日军与德国劲旅无殊，“该国若与中国交兵，必操胜算，若中国之兵将非数倍于彼，恐难期制服也”。英国海军情报处也认为，日军以“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其步兵已装备机动连发步枪，野战军拥有240门大炮，军官都毕业于帝国军校；“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他们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日本军队之于中国军队，就像19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于中世纪军队一样。”英国人认为，“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

　　事后解密的日本参谋本部军事档案，对战前中国陆军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甚至详细到了有多少马、有多少枪的地步；而对中国海军的了解，详细到炮弹什么规格、鱼雷艇定员多少等。这些情报，都是日本参谋本部多年来派遣间谍前往中国秘密搜集的。反观中国这边，对日本军事状况几乎一无所知，特别是那些逼迫李鸿章开战的帝党清流们，更以为清军打败日本这个“蕞尔小邦”简直易如反掌。事实究竟如何呢？当时的清廷，号称有百万大军，但扣掉60万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绿营，其他湘淮勇营加上部分由绿营改编而来的练军，可用兵力不过40万人，其中李鸿章掌握的淮军精锐只有5万人。与日本25万的可用兵力相比，清军并不占优势，更何况日军战斗力远在后者之上。至于国人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此时早已是明日黄花。不错，北洋舰队1888年成军时，确实是樯橹如云、旌旗当空，并被国外军事年鉴排为“世界前八”，但从这一年开始，北洋舰队再未添过一舰一炮，而同时期的日本却以每年增加一艘新军舰的速度扩大规模。

　　当时的世界海军技术可谓日新月异。就事论事，甲午前的北洋舰队除“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在装甲、吨位和巨炮上占据绝对优势外，其他几乎都处于劣势。就这样一支疲弱之师，最终被赶鸭子上架，一败于丰岛，二败于黄海，三败于威海。战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中国人，战后将日本当仇敌，无论战前与战后，都对东邻缺乏了解。让人担忧的是，在这种群体不理性的氛围下，认识与了解近邻竟成不易之事。 

　　胜败得失：军国主义害人害己 

　　日军制造“旅顺大屠杀”后，国际舆论抨击其为“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此评可谓一语中的。明治维新以倒幕战争为发端，以集权运动为前提，以明治宪法为终结，但贯彻其始终的，则是以军工、军制、军队为核心的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资源与财富的分配完全根据军国的需要而不是国民经济的需要。由此，日本军备与军队的扩张，不但获得了最好的资源，而且得到财政的优先保障。以有效的资源最大效率地转化为军事力量，这大概就是日本在甲午乃至之后的侵华战争中屡次战胜中国的直接原因了。日本民权主义者中江兆民曾说，明治时期的日本政治结构是“一身多头的怪物”，尽管颁布了明治宪法，但由此建立起来的近代天皇制却是一种神权专制与立宪主义相嫁接的军国体制。其中，被统称为“日本军部”的五大军事机构（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均直属天皇。在此机制下，议会权力之小自不必说，内阁也是残缺不全，十分脆弱，唯独军方力量无比强大，这也是日本政治中最肆无忌惮的势力。日本是传统的“武家社会”，只认拳头的大小软硬，不讲道理的是非曲直，由此滋生军国主义并不奇怪。经数百年的传承因袭，日本武士阶级虽然在明治维新中被消灭，但其头脑中的“武士道”精神依旧残存。 

　　“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正因为明治当局信奉强权政治，此后日本一次又一次在对外战争中肯定自己，并不断以外来资源的注入为动力，最终膨胀为令东亚乃至世界侧目的强国。但正如前文说的，通过侵略扩张所获得的财富最终会被巨大风险与代价抵消，从甲午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不但给邻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本国人民亦无福祉可言。据日本官方统计，19世纪末日本入伍兵的平均身高为162厘米，之后每10年约增长一厘米，换言之，到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时，日本兵平均身高也不过165厘米。但在二战后，日本国民的平均身高快速增长，由此可见，推行军国主义的日本并没有使其国民获得好处，特别在二战期间，日本军费占到国民总收入一半以上，而只有17%用于民生，国民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没有道德与信义的强者生存逻辑最终会破产。二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耗尽了所有资源，最终轰然崩塌，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败亡。

　　沈葆桢曾说，“天下事多坏于因循，而纠因循之弊，继之以鲁莽，则其祸更烈”。从某种程度上说，甲午的战败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之先河，因为战败，所以着急，结果是越急越乱，越乱越坏……而这一切，和甲午年的战败有着分不开的干系。痛则通，不痛则不通，怕痛了还不通。军国主义危害巨大，但战败者如果一心一意为了强大、为了复仇，那么东亚的天空同样危险。摆脱百年法德之怨，形成欧盟共识——这既是中日两国政治家，也是两国国民应当借鉴、思考的。摘自 2014年第6期《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