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类同的古人不乏其人，在清代篆刻史上称为“牧父”者也起码有三位，而时人一般只知篆刻大家黄士陵，素不知还有萧山的任晋谦和本文要介绍的生于“中吴要辅”常州的赵穆。

　　赵穆（1845—1894），字仲穆、牧父，号印侯、老铁、琴鹤生。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年少时适逢太平天国在江南一带连年征战，名门世族纷纷避走他乡。赵穆喜好金石文字，却投师无门，全凭自习领悟。乱后与名士刘怿、徐葆光相过从，学殖益进。后移居杨柳埠（今湟里镇），附近张渚山多翠竹，赵穆削竹为简，雕刻铭文，喜爱文玩之士争相购置。皖派篆刻巨擘吴熙载于江南久负盛名，也令年轻的赵穆仰慕不已，他专程渡江投其门下，在扬州一住便是十年。吴熙载惜其才华，精心栽培，赵穆深得乃师神游太虚的用刀之秘，且变而化之。吴熙载好友兼画家王小梅、释莲溪皆与赵穆相善。后去姑苏、杭州，搜集金石碑版。赵穆性格狷傲，凡其看不过眼者，就算携金带银来求印也绝不奏刀，以致家中箪瓢屡空，有时不得不典质自己的印章来易米度日。赵穆的作品不仅得到吴大澂、任道镕、费念慈等朝臣、藏家的垂青，像徐三庚、赵之谦、胡钁等名家对其也无不折服。

　　赵穆刻印虽得吴熙载亲炙，但他以“耿介拔俗之标，萧洒出尘之想”，不甘心步人后尘，为师法所囿。他的篆刻在入印文字、内容取材和刀法方面，别开蹊径。赵穆所处的咸丰至光绪时期，也是赵之谦、吴昌硕等多方借鉴新出土古文字资料，在印坛不断开辟新腔的繁盛阶段。赵、吴的触角涉及之深广，使印人觉得既新奇又似乎探索已达极限。而独具慧眼的赵穆受时风熏染，在深研秦汉玺印之余，将目光投向了汉代十六字砖铭、铜洗、泉范等这些尚未引起人们注意，或者原先不入古文字学者、印人们法眼的两汉铜器文字及宋元楷书私印、押印，极大丰富了篆刻创作形式。赵穆用刀沉着痛快机敏，对线条敢于逼杀，若刻朱文印，即使残断也在所不计。相反，这断续的线条每得笔断意连之效，平添出虚幻溟濛之趣，这与吴昌硕施力于“做”线条，似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耐人玩味。赵穆雅俗共赏的隶、楷书印，印文结构虚灵松秀，用刀高妙，了无斧凿痕迹，线条藏锋敛锷，含蓄凝练，似历经岁月的消磨，由此产生一种虚脱、溟朦之美感。此外赵穆所仿效的汉印一路，深得烂铜印的金石之气。线条古拙敦厚，空灵苍浑，又充满笔墨意趣，较之吴熙载似更多了些厚重和浑穆。

　　赵穆一生勤于创作，在入印题材上也别出心裁。像《红楼梦》、《西厢记》这些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和戏剧杰作中的人物和曲词，以及贯穿历朝历代，风采各异的高士、百将、百美等人的姓名，无不入印，将篆刻与通俗文学、隐逸文化相结合，也是顺应和契合了当时市井的风尚民俗。

　　综观赵穆篆刻创作，其佳者用刀飘逸中寓婉穆之气，天趣流动，高出时人，难能可贵。然而赵穆的配篆、章法均与古为徒，少乏新意。楷书印一类，毕竟不是篆刻主流。套用瓦当、双鱼铜洗等印章之外的形式，也只能聊备一格。通过赵穆的创作，使我们感悟到，艺术创新单靠高超的镌刻技法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作多元化、全方位、有深度的探索与创造，方能于印坛独树一帜。较之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赵穆毕竟是矮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