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路上的各色人生

　　生活在云南路上，成人们经常和煤球店、粮油店打交道，孩提时代的我们则和这条路上的烟纸店打交道最多，我们童年、少年时的嬉戏与娱乐，和这样的烟纸店简直如影随形。对于发生于其中的故事，再怎样时过境迁，仍然深深地镌刻在我记忆中。

　　我清楚地记得，就像今天的孩子流行玩变形金刚、遥控汽车、机器狗、玩具猫一样，我八岁那阵则流行玩“镖水枪”。真正的“镖水枪”是彩色塑料做的，二元一把，烟纸店里就有卖。但像我们这些多子女少收入家庭买不起，家长也舍不得买的。于是我们就发明了用橡皮泡泡做的“镖水枪”。橡皮泡泡又叫洋泡泡，这现成有卖，三分钱一只，也是彩色的，将它扎在废圆珠笔尾端，灌满水，圆珠笔就成了枪膛，圆珠笔头就成了枪口，灌满水鼓胀胀的洋泡泡就成了弹匣。只要将按住圆珠笔头的手指一放开就会镖水，玩起来和真正的“镖水枪”一样有趣，饶有兴味。

　　那是一个假日，我和弄堂里一个叫家福的小伙伴玩“镖水枪”时，突然发现“弹匣”——洋泡泡不知怎地出现了一个小洞，以至水一灌进去就渗漏。洋泡泡一坏，“镖水枪”怎么玩？更要命的是，当时我和家福掏遍口袋只凑足二分钱，买一只洋泡泡都不够。就在我俩感到无比扫兴的时候，我无意中在身后的烟纸店玻璃橱窗里看到了一样东西，当时我们尽管看到了它，但却根本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叫什么。我们两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连蒙带猜，还是没能识别并读出那个“孕”字，结果我们就读半边音，将那东西读作“避朵套”。引起我俩注意的，主要还是粗糙地印在那包装袋上用同样粗糙的黑线条勾勒出的一幅画。那画着的就是一只极像洋泡泡的小橡皮套。更让我们激动的，还在于它的标价：二分。这就是说，我们不用洋泡泡，也可以把这只极像洋泡泡的东西扎在废圆珠笔上，然后灌上水，过把“镖水枪”瘾。

　　我得承认，持币购这个被我和小伙伴家福叫做“避朵套”的东西时，我俩居然都胆怯起来，我们隐约说到了这套子应该套在什么地方，尽管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说错，但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透，男人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套“避朵套”？后来我们都被彼此问得烦了，就不再问，一起走近了身后的烟纸店。在我们用手指点下，烟纸店老女人用异样的目光注视了一下我俩，才从玻璃橱窗里取出那包被我俩叫做“避朵套”的东西。东西是我接下的。东西一到手，扔下二分钱，我和家福就像偷了东西似的，沿着云南路撒腿奔进一条弄堂。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更有趣了，我们将“避朵套”套进水笼头往里灌水时，没想到水龙头一拧开，一股飞泻而下的水流瞬间将“避朵套”灌得坠拉得老长，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这一吓，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被我们叫做“避朵套”的东西，肯定不能玩“镖水枪”，我们只得赶快将这包花两分钱买来的“避朵套”扔进垃圾筒。这件事在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成为我和家福没事偷着乐的笑料。那样的笑料同样也属于烟纸店那个将“避朵套”卖给我们的面目慈祥、脾气温和的老女人。当然，那时候我们和既是街坊、又是邻居的老女人已经很熟悉了。

　　我少年时有过在烟纸店“做生意”的体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时候我在烟纸店门口正玩着，恰逢老女人有事要走开一下，她就会让我帮她照看一下烟纸店。老女人走开的时间往往也就是三五分种，这时候如果有人来买什么，我一般都请他们等一会，只有来了小顾客，我才有机会体验“做生意”的感觉。尽管只是一分钱二分钱买几粒糖几把盐津枣说起来简直不足挂齿的区区小生意，但站在柜台里接过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顾客递过来的钱，再数出几粒糖或一些盐津枣交到他们手上时的感觉，就是有点美滋滋的，这样的感觉从当时成全我体验这种感觉的小顾客羡慕的眼神中就能看出。以至几十年以后，已进入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有一阵频频播出一个广告片，一个坐在气派的老板椅里的小孩用大人腔说“我长大了也要当经理”时，我常常揣测他们的父亲母亲童年时代说不定就在云南路的烟纸店里，用几分钱从我手中买过几粒糖和一把盐金枣。

　　当然，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逆料的，就像昔日嘈杂的毫不起眼的云南路会变成今天繁华气派的著名美食街一样，给百姓们的居家生活带来许多方便的那家云南路上的烟纸店曾几何时居然也会遭到“灰飞烟灭”的境遇，这是任谁也难以想到的。烟纸店遭此厄运，是因了店主“小业主”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在当时无论怎么解释，都注定归属不到庞大的劳动人民队伍中。我的街坊和邻居，烟纸店里的老女人就因为“小业主”的身份，不知怎的被划为“四类分子”，屡遭批斗。从那时起，她就像关紧烟纸店排门板一样，关紧了自己的嘴巴。后来老女人回了浙江老家。当曾经属于她家的烟纸店再度以烟纸店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时，老女人早已在家乡死去多年了。

　　除了烟纸店，我还与之发生交集的，就是那个小书摊。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站在阳台上望云南路风景的时候，蓦地发现街上出现了一个出租连环画的小书摊。我们那时把连环画叫小人书，所以对出租连环画的书摊也相沿成俗叫小书摊。它通常就是两大板块组合成的简易书架，易合易分。合起来就是一个一人多高轻薄型的大板箱，搁在自行车脚踏板上就可以轻松推走；分开来在云南路街头一放，就是两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里面有一档档空格，放几百上千本连环画不成问题，两条同样简陋的木板长凳往那儿一搁，一个像模像样的小书摊就呈现在面前了。有时大人们走路走累了，也会在这样的小书摊上坐坐，花一二分钱，既可以租小人书看，又可以歇歇脚。

　　这样的小书摊对于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少年来说，它的吸引力一如今天迷恋上网的青少年对网吧的钟情。小书摊上午出摊，晚上收摊。除了刮风下雨，天天如此。这块向他人提供精神食粮的圣地，同样也为小书摊主提供着必需的物质食粮——用出租小人书赚来的钱去养家糊口。至少，他要靠出租小人书赚钱养活自己。

　　小人书是那时我们这些青少年最普通也是最普遍的读物。有个小书摊摆在云南路上，离我家又这么近，这意味着今后我要看小人书太方便了。回想起来，我对文学和历史产生兴趣，应该说正是在云南路这家小书摊上“培养”出来的。今天我有时和一些同辈或前辈作家朋友聊起来，才知道他们中不少人最初也是在街头弄口的小书摊上开始受到文学启蒙的。

　　记得也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第一次走近了云南路上的小书摊。我花两分钱租了三本小人书。小书摊主大约二十七八岁，瘦削，长脸，肤黑，头发像乱稻草。他一条腿有残疾，走路要撑一根拐杖；但他会骑自行车。那天我坐在那里低着头看小人书，眼角余光不时发现一根拐杖移过来移过去，挺忙碌的。那正是他生意好的现象。生意清淡的话，他坐着老半天不用起身，一边抽烟，一边望野眼。不过多数情况下，小书摊生意一直是好的，原因也很简单，他舍得买新书。只要新华书店有刚上架的新出小人书，第二天新出版的小人书保证会在他的小书摊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