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破这座“倒金字塔”，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可是科学家当老板的现状是——想下海的，不敢说；下了海的，不明说；海里游的，有苦说不出。如何让乐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科学家们，理直气壮当老板？如何贯通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上海高校院所、科研机构正“各显神通”，尝试搭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间纵横交错的“公路网”。

　　身份不明 悄悄兼职

　　华东理工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在导师企业实习期间因爆炸事故身亡，涉事副教授已被刑拘。安监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当事人携带危险品至企业违法违规试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安全责任当然需要严肃认定。然而，在各种相关舆论中，质疑教授老板的声音最吸引眼球——不仅仅是追责事故当事人是否违法违规，甚至“一棍子打死了”所有的“教授老板”。

　　“教授参与成果转化只能悄悄的，各种声音很嘈杂的。”上海临港某高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听闻此事，十分无奈。身兼教授与企业法人的她，将多年研究的水环境治理技术，通过企业转移转化，参与了国内多个知名景观设计，取得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对于“教授企业家”的称谓，她一直特别谨慎，几乎谢绝了一切宣传企业的机会。

　　“国家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有很多精神和政策，但还没有一项明文规定，科研人员办企业或到企业去兼职，是合法合规的。万一遭遇风险，‘里外不是人’的尴尬身份，让很多科研人员想想就觉得成果转化如鸡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就算积极参与成果转化的教授，也多三缄其口，只做不说。“没有具体规章的‘尚方宝剑’，都怕以后被追究责任”。

　　这位教授一股脑儿道出了多年兼职办企业的“苦水”：很多人以为科研项目沾上企业的边就能赚大钱。殊不知，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中间存在着巨大的“死亡之谷”。现有鼓励政策是，成果转化收入70%可以归课题组支配。可是，企业经营的市场风险，要比实验室里做实验大多了，赚到钱有得分；万一遭遇意外或事故，则只能教授一人担。

　　企业经营成本、人员费用、原材料价格越来越高，中小企业、大学生创业有多难，教授办企业也就有多难。她坦言，兼职办企业这么多年，经济效益有一些，但是压力更大。“有时候实在想想不干了吧，现有的科研考核机制，搞完科研发表论文，就算完成任务。可是，看看研究成果躺在案头睡大觉，企业里百十号人等着养家糊口，还是得提心吊胆坚持下去啊”。  

　　不愿辞职 “隐姓埋名”

　　能不能干脆脱掉“教授帽”，直接进企业？去年，上海出台“科创22条”，鼓励科研人员在职离岗创业，“下海”3至5年内可以返回原单位，工龄连续计算，保留技术职务。

　　“实际上，企业愿意参与科研成果转化，更看重科研人员背靠高校院所的巨大智库，以及可持续的研发能力；即使进入孵化期的科研项目，也需要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团队，不断深入研究，多方完善。若脱离了深厚的科研环境，科研人员难以单打独斗，对企业的吸引力将大打折扣。”

　　一位从事农业科研的研究员告诉记者，这些问题科研人员和企业心里都明白，所以真正离开学校院所，走进企业的科研人员并不多，大部分人还是默默地身兼两职，或者悄悄地通过家人、学生、朋友办企业，“暗中”成果转化。

　　记者采访过一家由几位交大博士开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者将长期搁置在象牙塔里的一篇篇数控机床论文，变成了真实的机器，填补了我国在五轴数控机床领域的空白。而这家企业的核心智库则是上海知名高校的一位教授，教授不想下海又不舍得高新技术止步于实验室，选择“隐姓埋名”做股东。

　　事实上，在科技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当老板、参股，是一种光明正大的常态“科研”行为，教授的名片后面往往加了经理、董事长等职务，这大大激励了科研人员从市场需求中寻找创新灵感，又将最新成果投入到创业中去。例如，在美国的硅谷，许多创业企业是由教授及其学生创办，而一些大公司在收购科研成果时，也承诺研发者高额的股权。

　　成果转化 谁来定价

　　“每一位科研人员，都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不只是一页页论文，而是百姓衣食住行中的新技术、新产品。”市农科院研究员顾卫红遭遇的成果转化谜题是定价。企业看上成果想投入，课题组想积极转化进市场，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成果定价双方说了却不算。

　　“双色冰淇淋”是上世纪90年代由顾卫红培育的特色西瓜新品种，多年来在浙江、上海等地多次尝试成果转化，都没有成功。“科研人员不了解市场，依靠农户推广种植多是小打小闹。”眼瞅着好西瓜难以走进百姓果篮，去年8月，一家有志于现代农业的大企业找到顾卫红，想要购买“双色冰淇淋”的品种权。可这项最初国家投入3万元，持续研发20多年的科技成果，到底该卖多少钱呢？

　　专家组层层审议，第三方机构来评估。开始，评估的价格过高，高于企业预期投入，让人望而却步；可每一位参与估价者，都不愿意“降价”，怕被追究“贱卖国有资产”。眼瞅着定价“拉锯战”僵持不下，她心一横，最终在转让协议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一肩挑”起成果转让过程中及以后可能发生的任何风险和责任。“毕竟，农产品新品种若不能走向菜场超市，止于论文或实验室，也是对国家投入的一种浪费啊。”

　　可是，每一笔成果转化，不能都依赖科研人员“心一横”吧！“目前的第三方评估，规避掉很多成果转化的责任和政策风险，却有天生的市场缺陷——不代表交易双方，最终能否定出促成交易的价格，和第三方无关。这就容易产生科研成果定价过高，挂牌销售也无人问津的局面。”

　　顾卫红建议，成果转化的定价机制应该更尊重企业和科研人员，建立一整套以促成成果转化交易为标准的定价体系。唯其如此，才能保证科研成果转化走到“最后一公里”时不为钱所困。

　　多点探索 创新模式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之惑，上海在出台了一系配套政策的基础上，尝试各种各样成果转化新模式，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如何从一种创新走向“另一种创新”。

　　记者从市科委获悉，上海正试点一批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功能体系建设，引导有条件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健全专业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目前，已有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积极参与试点，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知识产权公司，学校科技成果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成立公司，由知识产权公司作为法人代持股，并按照与学校签订的协议实施股权激励等。

　　当然，科技成果转化，不是只能通过科研人员下海办企业的方式获解。不想做企业家，只想静静搞科研的科学家们，完全可以通过一批市场化、专业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帮科研成果找准市场节拍。例如，“迈科技”平台建立了独特的“项目合伙人模式”：平台提供资源，各行业有企业资源、懂技术升级的项目合伙人负责推动项目。“迈平台”已绑定国内外30家高校、科研院所，汇聚4000多个科研团队，200多项成熟可推广的技术方案，以及2000多名科技项目合伙人，2016年年底预计合伙人可达10000人。2015年成功对接134项技术需求，直接参与撮合的签约金额达3280万。

　　与此同时，国家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合力推动区域技术转移平台——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心已签约长三角省市合作机构近20家、分中心建设5个、企业需求库2000余条，促成上海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与长三角地区技术合作7项，交易合同额3339万元。

　　本报记者 马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