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8年，其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历经1986年7月10日到2001年12月11日中国复关入世15年零5个月的漫长征程，终成入世大业。这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也印证了国家应对国际政治和经济诸领域重大变革并毅然决然与世界接轨的战略举措。转眼间，中国入世已行将15年。每每回忆这段峥嵘岁月，一定会忆起一生致力于中国外经贸事业、为中国复关入世伟大进程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的我的恩师汪尧田教授。今年，又正值汪教授谢世十周年之际，谨以如下的文字表达我对汪教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回想1986年年中，我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正式递交复关申请书后不久，已届耄耋之年的汪教授以超凡的勇气、超前的判断和超人的执着，在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季崇威同志和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同志的倡议下，尤其是在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召集上海有关大专院校的志同道合者，成立中国复关研究课题组。就是在课题组成立大会上，我有幸第一次近距离聆听汪教授关于成立课题组的意义和未来发展的构想，于心感受到一位早年留学美国、始终关注中国与关贸总协定关系的学者之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情。

　　出于对年轻人的厚爱，汪教授延揽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年轻学者，进入课题组工作，大家白手起家，学用并举，秉着对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一腔豪情，从最基础的研究开始，始终奋斗在为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新战略的制定和复关进程而坚持不懈提供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道路上。经过多少学者的忘我工作和不断努力，1989年3月，在该课题组的基础上，正式组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汪教授出任主任，这是我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关贸总协定研究机构。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诞生。1996年1月，该中心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汪教授继续担任中心主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回忆从中心成立到中国入世成功这关键的15年，在汪教授的领导下，我们中心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和基础性的研究，无不带上汪先生经世致用、精忠报国的痕迹。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92年5月，由汪教授主编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正式出版，成为国家在该领域研究的奠基之作。随后，就在世界贸易组织刚成立的当年即1995年，汪先生和我任共同主编的《世界贸易组织总论》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完整论述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专著。除此之外，在这一期间，我们有数十个内部报告上呈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就中国入世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深入剖析，比较研究，建言献策，坚持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入世进程，力尽绵薄，鸣锣开道。中国复关入世15年的道路，从来不平坦，也从来不平凡，特别是1999年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入世谈判进程一波三折。在这一关键时刻，汪教授毅然提议，就我国入世的方向性问题和关键领域的谈判对策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这份由汪教授领衔并共有12名教授联名的建议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采纳，我也是联署人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曾经两次就中国入世的影响、挑战和对策向党中央报告。记得有一份报告是在1999年的寒冬腊月写成，我坐在没有暖气的朝北房间内，秉烛夜书，但想到汪教授为国家前途奔走呼号的场景，我心中涌动的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豪情。

　　汪教授一生的贡献良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他始终认为“不开放，中国就没有出路”，始终坚持要从思想上消除对继续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犹疑态度，明确对于世界贸易组织，加入比不加入好，早加入比迟加入好。就是这样的坚守，才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汪教授的殷殷赤子心、片片报国情，动人心魄。

　　曾记得1998年，在汪老80华诞暨从教50周年座谈会上，汪老以陆游的诗自勉，“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就是豪迈的汪尧田先生。然而，我们一直认为可以在治学为人方面继续引领我们前行的汪教授在2006年结束了他经世致用、精忠报国的人生历程。听到噩耗，无比哀恸，我当天撰写了一副挽联，后来高挂在告别汪老的大厅内，挽联写道“七十年治学，三尺书桌容天下，谋江山社稷国富民强，矢志不渝；二十载穷尽，几多学人聚左右，论入世之道建谋献策，忠心赤胆”，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汪尧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