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开始。博古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博古在报告中，仍然是强调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否认指挥错误的主观原因。随后，张闻天第一个站起来，作了被称为“反报告”的一番发言。
张闻天平时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但在此时，他的报告尖锐犀利，直指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错误，对其进行了旗帜鲜明而系统的批评。
徐国梁告诉记者，张闻天的理论水平非常高，为文旁征博引，很有力量。遗憾的是，由于长征中条件艰难，张闻天这篇“反报告”的原文没有得以保存下来。记录遵义会议的文献，保存下来的只有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但从他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文字中，都可以推论这篇报告充满的严密逻辑和科学原理。
张闻天的报告，打响了扭转党和红军命运的第一炮。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之后王稼祥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主导了会议方向，定下了会议基调。
遵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受中央委托，张闻天在之后的行军途中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以党内文件的形式确认了这次会议的成果。
为正确路线护航
在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里，有这样的描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编者注：即张闻天）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编者注：即李德）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可以看出，争论十分激烈，尽管遵义会议做出了决定，但错误路线的思潮并不是就此完全消失的。
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负中央总的责任，他坚持与毛泽东合作，确保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实际领导地位，也就保证了正确领导路线的推行。
在之后的长征途中，张闻天主持了大量的重要会议。例如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会师后，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同党中央存在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两河口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强调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对红军的领导；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会上，张闻天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在之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他起到了坚定的领导作用。
作为一名“红色教授”，张闻天更热爱理论研究，他被推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感到自己并不完全适合于领导的工作。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人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
长征之后的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
对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之后的职务称谓，徐国梁曾采访过张的夫人刘英，刘英说，张闻天一直以来对这件事毫不在意，他说：“无论是什么职位，只要尽力为党工作，尽到责任就行。”高风亮节，令人感动。
张闻天一向敬重毛泽东，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却又从不盲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对毛泽东的主张，认为是对的就支持，认为是错的就反对。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他也是一个敢于自我反省的人。脱离中央负责岗位后，他感到自身经历以理论研究为多，缺少实践经验，于是在1942年到陕北和晋西北做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所得，他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的设想。当时的环境下，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但今天再看这些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
作为长期研究张闻天的专家，徐国梁评价说：“长征中，在确保党和红军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执行上，张闻天起到了他人无法取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自《新民周刊》2016年第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