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比林洪稍晚的吴自牧，在其所作介绍南宋首善之地临安风俗的名著《梦粱录》十六卷里也提到了蟹酿橙:“取黄熟带顶大橙子，截顶去瓤，留少许汁液，将蟹肉、蟹黄、蟹油酿入橙盅，装入小甑，以酒、水、醋蒸熟，用盐拌而食之。”从句式上看，吴自牧有抄袭林洪《山家清供》的嫌疑。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当时吃蟹酿橙，只是在传说中的“山家”流行？

　　不是。

　　史载，南宋有个著名将领张俊，曾与岳飞、韩世忠等人被称作“中兴四将”，但他的“名垂史册”，恰恰不是因为抗金，而是得之于两事：一是参与谋害岳飞的阴谋；一是举办堪称史上最为豪华的一桌宴席来侍奉宋高宗。这场宴席按顺序分成“初坐”（72道菜）、“歇坐”（66道菜）、“再坐”(30道菜)三个环节。其中，在最重要的“再坐”里，出现了“蟹酿橙”的名字。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蟹酿橙会成为杭州菜的经典？

　　其实，只要留心观察，不难发现，在淮扬菜里，在苏州菜里，在闽帮菜里……都可以见到蟹酿橙的影子。蟹肴是苏浙乃至江西、安徽等华东以及华南地区的常馔；橙子也是广泛栽种于南方各省的俗物，因此，对它们合理利用，遂使蟹酿橙流行，不足为怪。老话说，冤有头,债有主。确为谠论。蟹酿橙不见得是有关各方不谋而合的发明吧。

　　以我之见，蟹酿橙以浙江、福建、江苏最甚，当然也颇有来由。

　　先说浙江：蟹酿橙被记载于《梦粱录》中，而它的作者吴自牧，正是杭州人氏。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矩，蟹酿橙的归属地落在浙江杭州，是说得过去的；又，蟹酿橙最早见诸《山家清供》，这部书是专述宋人饮馔的著作，作者林洪，青年时在杭州游学，混迹于浙江士林，虽然未能真正跻身其中，出人头地，但毕竟于杭城风俗了如指掌，不能排除其所著录之蟹酿橙有见识于当地餐饮的可能。另，证诸于张俊在临安开设的豪宴，似乎可以确信无疑。

　　次说福建：林洪是福建泉州人，对闽菜肯定熟稔；再加上闽菜菜谱里是有这道菜的(而在杭州三十六道传统菜里竟付阙如)，那就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了。

　　再说江苏：太湖流域是大闸蟹的麇集之地，彼间吃蟹风气之炽，独占鳌头；更有材料显示，林洪不被杭城士林待见，后来跑到了江苏地界讨生活，这难道不也是有力的证据吗？

　　蟹与橙合作，很可能是民间一直采取的方法。宋人刘攽《蟹》:“味尤堪荐酒，香美最宜橙。”同是宋人的陆游《醉眠曲》：“炉红酒绿足闲暇，橙黄蟹紫穷芳鲜。”说明在宋朝，吃蟹与吃橙，好像是一种很好的搭配。

　　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里，还提到一道菜——莲房鱼包渔父三鲜。它堪称“蟹酿橙”的“姐妹篇”，做法是：“将莲花中嫩房去须，截底剜穰，留其孔，以酒、酱、香料和鱼块实其内，仍以底坐甑内蒸熟；或中外涂以蜜，出碟，用渔父三鲜供之。”按:鱼父三鲜，即莲、菊、菱的露汁。由此可见，采用植物和鱼鲜合烹，在宋朝是一种惯常的做法，并不显得特别另类。

　　有人质疑：蟹橙同食，会不会形成“砒霜中毒”？我查过，没问题，除非你吃了巨量的蟹和橙。

　　从理论上讲，吃蟹酿橙如果吃出了“砒霜中毒”，那是因为蟹中含有大量的五价砷化物，与水果中达到相当数量的维生素C结合所致。事实上，蟹本身不含五价砷化物，蟹只有在受到大规模的污染后才有了问题；橙子食用者狂吃橙子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绝不多见。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概率极小。一顿饭所吃的螃蟹和橙子，无论如何都不足以让人丧命。

　　常识告诉我们：谁会一天到晚地盯着蟹酿橙吃呢？

　　须知，古代中国人非常讲究药食同源，他们推出的菜肴，定下的规矩，这样做或那样做，总有一定道理，否则怎么流传千年至今不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