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爸爸第二次去苏北根据地，不到一年，组织上要求我的父母利用在上海的身份与社会关系，做中共地下机关和电台的掩护工作。就这样，他们被派回了上海。

　　刚到根据地 衔命又返沪

　　1933年，我的爸爸方行18岁离开常州来到上海，住在他老同学瞿维（后成为著名作曲家）的姑妈家。他去参加上海青年会代理的上海法院招聘考试，当时应考的人都是西装革履，而他却因一身土气被门卫挡在电梯外。结果，没有想到他却考取了，被上海法院民事庭录用为录事。录事的工作就是为法院的判决书刻钢板，抄写传票和出庭的记录，是一份收入微薄的职业。从此，爸爸开始在上海谋生并奉养住在常州的父母和妹妹们。

　　抗日战争爆发后，爸爸跟当时所有爱国青年一样出于对国家存亡的忧虑和对现实的不满，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他慕名进入由当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出面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每天晚上在讲习所听课或者参加活动。这个讲习所是中国共产党面向全社会的教育阵地，由王任叔领导，余沛文具体负责。爸爸担任同学会主席，组织学生读书会，带领同学们到社会上演出等。1941年，爸爸以讲习所自筹自办的进步刊物《学习》（后更名为《求知文丛》）杂志记者身份第一次去苏北根据地，在那里见到了陈毅军长。陈军长向他打听当时上海的知名人士郑振铎先生，并给郑写了一封由他与刘少奇签名的信，请爸爸转交，信的内容是希望郑先生到根据地去。

　　1942年，爸爸第二次去苏北根据地，任务是筹办江淮大学。离开上海时把仅有的家当全部处理掉，没打算再回来。妈妈王辛南出生在上海，自小在教会学校读书，长大后在那里做教员，后来从沪江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女青年会任职。这次她和爸爸一起去根据地，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没想到不到一年，组织上就要求他们利用在上海的身份与社会关系，做中共地下机关和电台的掩护工作。就这样，他和妈妈又被派回了上海。

　　筹资办药厂 秘密建机关

　　1943年初，新四军城工部领导刘长胜指示他们在上海利用社会关系，设法筹集资金办一个尽可能有些规模的企业，以备必要时作为负责同志来沪安全可靠的立足处，并指派戴利国和他们一道工作。这是因为戴利国的父亲是做西药生意的。而我妈妈是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曾经在药厂工作过。新四军当时需要大量药品，上海市面上假药太多，很需要靠得住的药厂，于是他们决定开一家制造西药的药厂。我爸爸回老家常州并在上海多方周旋，终于筹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经过大约一年的筹备，以生产针剂、片剂、液剂的进化药厂开张了。药厂全称为进化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恒灃(当时的大赉被单厂总经理)，总经理戴振华(戴利国之父)，经理方鹤亭(当时爸爸化名方鹤亭，后来很长时间内刘晓等写信给爸爸还以“鹤亭兄”称呼)，副经理贾进者，襄理戴利国，厂长金荣光，副厂长王辛南，会计邱子平（共产党员），共有职工二三十人。我妈妈请来沪江大学名教授做药厂的顾问。

　　药厂开张后，生产的都是新四军急需的药，主要有治破伤风的药和各种疫苗。厂里日夜加班生产出来后交给张执一，他再派人连同其他物资一起运往苏北根据地。

　　进化药厂厂址在愚园路愚谷邨121号。这是花钱顶下来(买断使用权)的双开间三层楼洋式房屋。我爸爸看中这里，是因为愚谷邨的弄堂北通愚园路,南通静安寺路,东临迪化路（今乌鲁木齐路）,而且121号处于支弄弄底，室内围墙外就是迪化路，一楼有独立的门，不经过弄堂就可以进出，这样加上前后门，共有三面均可以出入，非常便利。这时，我们一家大小住在后楼后厢房和三楼前楼，虽然经济上非常困难,但是为了在人前维持排场,家里雇了佣人和厨师，以各种名义常常请客。来客中还有个汉奸局长的太太，是我爸爸同学的姐姐。因此，邻居都知道这家人家在社会上“有路道”，包括一个住在同一弄堂的“76号”特务也对药厂从不怀疑。

　　愚谷邨常年人来人往，他们或走后门或走侧门，有时也从前门进来。来的客人往往手里拎着蛋糕点心盒或者带些给孩子的玩具，我父母则热情迎客，家里总是很热闹。来人进屋后，围桌坐下边喝茶边聊天，桌子上放着麻将或扑克。每当这个时候我父母则在楼下或其他房间佯装做其他事情，注视着周围环境，警卫放哨。家里佣人和饭师傅在灶间里忙碌。到吃饭时，我爸爸就出来招呼客人，饭菜上桌客人围坐一堂，谈笑之声不绝于耳。饭毕人散，主人分别由三个门送客，一切都做得自然妥帖。

　　掩护张执一 上海搞起义

　　1945年7月，张执一代表新四军从根据地来沪，联系吴耀宗、郑振铎、陈巳生、严景耀等社会知名人士。组织上指示由我爸爸安排张执一在上海的食宿。他先安排张执一住在药厂副经理、他的朋友贾进者家中，后住在他的同乡、老同学范秉义家(后来贾和范都加入了共产党)。这次张执一特地来愚谷邨了解了进化药厂的情况。从根据地来上海的人，我父母首先要为他们改变装束，购置衣物，常常为了救急，要向体形相似的舅舅们借。张执一的夫人王曦来上海落脚，我妈妈为她布置新家，准备日常生活用品，还认真教她上海人的衣着举止。

　　这年的8月16日，在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次日，张执一即从根据地来沪，住在进化药厂。17日，刘长胜、梅益也由根据地来沪，也住在进化药厂。当时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就是来领导这次起义的，并计划起义成功后，由刘长胜和张执一担任上海正副市长。刘长胜让张执一继续住在进化药厂，并要我父母一定掩护好他，保证安全，他自己和梅益分别移居别处。张执一为了武装起义事，成天在外奔忙，常常深夜才回来。除了分配我父母做些联络和文字工作外，戴利国骑着自行车往返于上海和青浦之间跑交通，通过那里的淞沪支队的电台与新四军军部联系。张执一在进化药厂住了二三十天后平安离去，从此这里就成为领导同志常来开会和谈话的地方。

　　办报被停刊 觉园建电台

　　后来根据中央指示，上海中止了武装起义。刘晓和张执一将梅益约到进化药厂，和爸爸一起商讨在上海筹备出版党报《新华日报》，梅益为主编，指示爸爸立即为报社找合适的房子并解决印刷问题。不久，重庆《新华日报》的徐迈进也为此事来上海。经过多日奔走，爸爸顶下了朱葆三路(今溪口路)25号2楼11室，这里可供20余人办公，公开挂出“《新华日报》筹备处”的铭牌，并洽定了印刷所。可是，国民党拒不同意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这个地方只能改为继《救亡日报》后出版的《建国日报》社址及编辑部。《建国日报》的社长为郭沫若,总编辑为夏衍，于1945年10月10日创刊。但到22日就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令禁止发行，不得不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