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厅南厅一楼，每天中午有小音乐会。没有几排座，座边都有小圆桌，每人一杯咖啡或是一杯茶，也可以领一本小册子，介绍演出的艺术家和曲目，坐下来仔细读读，等候演出开始，心里特别安定。这样薄薄、简简的阅读，虽然轻松但不肤浅，一个人不是只能在很厚很重的书前坐着才会丰富的，薄薄、简简的阅读，不庞大不复杂，甚至没有细节，读完了你愿意记下，那么记忆里、谈吐间就已经有了新味道、新语句，音乐、艺术、文学之类，哪怕只把它们写在说明书、简介上，都是可以给你档次的，上海人从小习惯讲档次。 

　　年轻的少，都是些上年纪的上海人，他们常常来，有的彼此认识，会轻声地说着话。讲的都是音乐，不说小菜场买菜的事。关于本场曲目，或者演奏家毕业于哪个音乐学院，在哪个国家留过学，师从谁，不都是小册子上有的，有些小册子没有写，不知从哪儿打听到的。甚至有些夸张地强调，今天的小提琴家琴是拉得好的，但是那把琴比较一般，如果换哪一种琴就没有缺点了。上海人也很喜欢夸张地说“没有缺点了”，他们说“没有缺点”的时候神情也没有缺点。

　　今天的这一场是探戈音乐，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三重奏。小提琴家漂亮、洋味，她也是报幕人和音乐解说。南厅一楼中午的音乐会都有音乐解说，只说很少的话就把本场的音乐述析清楚，听琴人毕竟不是拉琴人，就像读小说的人不是小说家，所以听听这样的述析，会有感觉，接下来的气息里你可以大概知道它的春夏秋冬，花开叶落。这不能算启蒙，因为常来这南厅的应当都是在各种年纪里已经踏进了旋律，自己给自己打过很多次拍子的，而真正的启蒙，应该是从头告诉你，什么叫音乐。

　　我想想自己真是和音乐挨得很近。小时候拉手风琴，虽然不成气候，对门和我一起拉手风琴的祖康后来在美国成为业余的大提琴家。中学毕业去农场，当个砖瓦工人，同去的知青里竟然有一个又一个的音乐青年。那个简陋的食堂，这边是买饭的窗口，那边是矮矮的土台，土台既让领导坐在上面兴致勃勃做着那个年代的报告，也每逢节日音乐青年就在上面演出。那全是一些“革命者”都熟悉的旋律，我们坐在小凳子上毫无疑义地倾听，毫不遗留热情地鼓掌，坐在那个下午或晚上的土台下，农场的日子变得毫不艰难，小小的砖瓦厂四季都有音乐。后来，有人考到大军区歌舞团去了，有的进了音乐学院。我还经常地走过水泥桥，到对面的文化干校去听曹鹏指挥交响乐团排练。那个年代，交响乐团，话剧团，作家协会，都被迁到乡下，和砖瓦厂隔一条河，你说那是坏透了的事吧，可是却也好透了的让我们这些很年轻的人可以随意走近了看见、听见。启蒙就是这样很不正规地被进行了，那一次，我买了票，请汪坚和周卓成去南厅听口琴，他们兴奋得很想也上台，因为他们曾经在土台上，为我们吹奏过许多次，那真是好听！他们那时吹的是小口琴，国光牌，现在南厅吹的是大的，单簧片的音乐几乎被“小交响化”了，口琴的节奏是能把人也变成节奏的。

　　漂亮的小提琴家说着皮拉佐拉的探戈地位，他怎么让这种音乐从街头的低下、流落变成大剧院的正式和金灿。这个有着良好的巴赫修养的意大利人，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让贵族和平民穿上同一件旋律之衣，或热情似火烧，或低吟着忧伤。没有一种真正的音乐里会没有忧伤。

　　接下来，我们就听着《四季》《一步之遥》《革命者》。皮拉佐拉也是音乐革命者。《四季》里听得见十六世纪西班牙船人披着风浪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时看见了如此风光的巨声欢呼，从此，这儿的春夏秋冬便是他们的四季，而那四季流动在这上海的一个小小南厅的角角落落，连同华丽的西洋味的厅顶和四壁，骤然地就强烈地性感起来，可是又被诗意稳稳地压下。上海的确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我从小到大都这么在它的之间游荡，很多上海人都这样。演奏要结束了，漂亮的小提琴家突然说起诗人聂鲁达的诗：我爱她/而且有时她也爱我/而她不在我身边/这就是一切了/爱情太短/遗忘太长/借着如同今晚的夜/我曾拥她入怀/我的灵魂因失去了她而失落/这是她最后一次让我承受伤痛/而这些/便是我为她写的最后的诗句。最后我们听一首《遗忘》。她笑着看看大提琴家和钢琴家，两个男人也斯文微笑地看着她。她说，我们三个每一次演奏，他俩都会说，这一次绝不再演奏《遗忘》，可是每一次的结尾，他们又都说再演奏一次吧！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们可以问问他们，有什么故事？

　　听着《遗忘》，我便明白，是没有人希望结束的，没有人能忘记这南厅的上海中午，它的厅顶和四壁，它的角角落落。

　　这样一个浪漫中午，票价是十元，包括咖啡和茶。上海真是依然诗性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