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敌演剧队引轰动

　　抗战开始后，母亲和赵丹把不满周岁的女儿阿囡（即舞蹈家赵青）留在外婆家，两人一起作为抗敌演剧三队的成员，离开上海辗转演出。到达武汉、重庆后，继续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演出和宣传活动。

　　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受日本天皇和日军本部命令，对重庆实施联合大轰炸；没有前线和后方，不分军队和百姓；这种无差别轰炸，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到1943年8月23日止，达五年半之久）的战略和政略轰炸。母亲他们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先后演出《民族万岁》《塞上风云》《夜光杯》等剧目，将近一个月，轰动整个山城。之后，他们还和其他进步戏剧团体进行各种联合演出。

　　同年10月10日上午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第一届戏剧节开幕式。当天下午，母亲他们本想借卡车作舞台，进行流动演出；不料没有借到车。他们只能化好妆，打着“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街头演出队”的横幅，边走边演。这支队伍中，母亲演农妇，钱千里演汉奸，周峰扮土肥原，石羽演工人。由赵丹导演，并负责介绍剧情，孟君谋负责维持秩序。一路上他们把锣鼓敲得山响，引来成百上千的观众跟着他们走了十几里路，形成庞大的游行队伍。母亲他们沿途还演了《汉奸和十字舞》《争取最后胜利》和《大家一条心》等剧目。他们再向市中心行进时，街道两旁已挤满上万观众，大家疯传上海明星上街演戏的消息，都来观看，以致交通堵塞；到了晚上，他们还高举火把继续演出。这次街演成为山城市民广为传播的新闻，经历者都难以忘怀。

　　五天后，我的母亲在重庆生下儿子赵矛（小名苗子）。

　　从憧憬到生离死别

　　1939年夏，母亲怀抱十个月的苗子，随赵丹和徐韬、王为一、朱今明三对夫妇，还有易烈，行程一个月，由重庆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据了解，当周恩来得知他们启程赴疆时，为避免他们受骗上当，曾派南方局政治部文委敌情研究组组长、作家冯乃超前去阻拦，但为时已晚，他们已从河西走廊，经星星峡，进入哈密。单纯热情，迷恋舞台的母亲一心向往社会主义苏联的莫斯科大剧院，也希望在民族舞蹈发源地的新疆，能挖掘资源创造发展我国民族艺术表演体系；她怎么也想不到等着他们的是万劫不复的厄运。

　　她们入疆时带着憧憬；出疆时，生离死别，只剩寡母们带着身边的幼儿。赵丹等人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押后，母亲便拒绝演出。十八个月来，她按月给赵丹送去生活费、衣物以及自己爱看的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等文学名著，同时在监外奔走营救；没有探监，没有消息，从无望到绝望，内心所受的折磨和痛苦无法言说。但年轻的母亲没有退缩，没有被摧垮。1942年12月中旬一天，盛世才老婆邱毓芳找我母亲谈话，通知她赵丹已死，她们必须离疆。第二天一早盛世才不由分说就派兵武装押送她们，乘着大卡车一路颠簸，走了半个多月，于次年一月到达兰州。为了生存，母亲沿途卖光了随身物品，包括结婚戒指，只剩身上一件御寒的黑色貂皮大衣。到了兰州，住在南关中国旅行社兰州招待所，并受到国民党军统局西北战区区长、少将主任、特务程一鸣的监视。程一鸣多次找母亲谈话，警告她不得离开兰州；中国旅行社也接到国民党西北战区统调室的“不可卖票给叶露茜”的通知。她当即与重庆的金山和宋之的电报联系，告知困境。母亲怎么能够甘心被困，她下定决心要逃离兰州。在友人陈宪武的帮助下她找到了工作。她一方面坚持为当地进步剧团排演抗战剧目；另一方面则以去空军基地跳舞为名，悄悄寻找正在兰州进行隐蔽训练的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同乡飞行员联络，以便伺机逃跑（抗战时期流传“中国空军半广东”一说。 “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是孙中山创办的国内第一所航空学校。1924年12月至1938年底止，共培养了四百五十四名男女飞行员）。三个月后，她收到了周恩来委托金山汇来的路费，随即和四岁的苗子搭乘八大队的军用飞机离开兰州，回到重庆，重返艺术舞台。那时重庆已为赵丹开过追悼会。

　　父母亲的秘密工作

　　后来，母亲认识了我的父亲杜宣。经组织安排，她用演员的身份为我父亲的地下工作做掩护。当她和我父亲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她的生活就开始了改变；她从台前退到幕后，隐蔽自己；从此，“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知道的也不能说”是她坚守的生活信条，甚至也影响了她的弟弟妹妹的一辈子。

　　1945年8月底，我的父母被派遣到香港后，12月我出生在跑马地养和园医院，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登记证上我没有名字，他们叫我“囡囡”。一年后我的大弟弟在铜锣湾圣保罗医院出世，他也没有大名。我们都叫他“弟弟”。父亲当时的身份是纽约企业公司宇宙俱乐部的常务董事（后又担任香港大千出版社社长、南国大酒店董事长）。为配合父亲的工作，母亲在中共港澳特委的领导下，筹建了港九妇女联谊会，并担任主席，为团结港九上层人士家属。1946年2月，在潘汉年和我父亲的介绍下，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于一年后转正。

　　上海解放前夕，母亲奉命回上海为上海局书记刘晓做掩护。于是，1948年冬天，带着我和大弟未殊乘坐尼罗号邮船先期离开香港。母亲是晕船的，理应平躺，但我们又小，不能老关在船舱里。她只能在甲板上，用两根带子把我和弟弟绑在她的椅子上，任凭我们自己玩。现在想来，当时上海到香港的交通，只有轮船；她担任沪港秘密交通员，如此往来是很辛苦的，何况这工作本身就具有危险性。

　　母亲从事的这些工作，她从未对我们说起。去年，我还问过黑舅舅（叶小铿，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因为他长得黑，我们叫他黑舅舅），我们到了上海，住在外婆家，妈妈又做了些什么？他说，是张胖子接她的，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