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分配到工矿

　　1968年8月，一个异常闷热的下午。所有的六六届学生全都接到通知来到了学校，坐在各自班级的教室里收听拉线广播。广播里的一个男中音不带表情地在缓缓宣读着名单。一遍读完了，接着又重读了一遍。第二遍重复名单读完了，广播喇叭里一片可怕的沉默。当终于有了声音的时候，己经换成了一个女高音。多少年以后，同学们都能回忆得出那一字一顿的宣判式语言：“同学们请注意了，刚才没有报到姓名的，全部分配上海工矿……”

　　教室里的气氛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人人都有一种茫然失措或者是不敢相信的感觉掠过了心头直轰头顶——是大喜还是大悲？是心碎还是狂欢？一瞬间，每个人都像丧失了语言功能丧失了思维能力。好久，才有一个至今也想不起名字的女同学冷不丁地大声问了一句：“姚老师，报到名字的同学……分配去向是——”

　　班主任姚老师也是愣了一会才答出两个字来：“农村。”这两个字宛如点燃了的炸药引信，还没落地，教室里已经掀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浪：有人号啕大哭，有人尖声狂叫，有人一脚踢翻了课桌椅……这场面，整一个的是“天下大乱”！

　　因受高度近视的连累，我的毕业生材料送了退，退了送，被各大工业局的企业单位一次又一次打回原形退了回来。还记得在无星无月的晚上，和同样遭遇的同学几次去到毕工组送材料老师的家里询问消息，那老师好像姓蔡，无奈均无功而返。有一天一大早，一个女同学挎着买菜竹篮在楼下大声叫着我的名字，问录取通知有消息了吗？唉，哪有呵！

　　有同学来叫我去学校一趟，姚老师找我。当即赶了去，姚老师正在操场上打排球。笑吟吟地告诉我，说录取通知来了，是上海铝材厂。喜出望外。

　　排排日子，我是12月12日去厂里报到，而相距九天后的12月21日实行的“一片红”新政策，则一律不由分说地让所有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这对我个人而言，是否过于幸运？是，是幸运得额角头碰上了天花板！但是，大凡过于幸运的事情，总不可避免地有幕后故事。问题是当事人可能并不知道。我也是事后很久才知道，是铝材厂一头头帮了我——不，换一个词汇应该说是救了我。他是接收新工人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在杨浦红专学院看到了我的分配材料，但并没有当场收下，仅仅记下了我在工人新村住址的门牌号码。回家之后问了儿子，认得几号几室一个叫管新生的人吗？这个人怎么样？肯定是回答让他满意了，这才于次日重返红专学院材料组，接收了我。

　　呵呵，何其不幸中之大幸也！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工人新村救了我。这是缘？还是命？唯有天晓得。后来才知道，他就住在工人新村旁的一幢本地房子内，本地人，王姓，没记错的话叫王汉诚。

　　说来也巧，就在接到录取通知的那个下午，刚从学校回到家里，便听母亲说，有一个报馆里的人来找我，见我不在，便留下了一张纸条，刚走。那时节闲在家里没事干，便搬个小板凳坐在屋山头像模像样地在稿纸上胡乱涂鸦，而后装进信封投入邮筒投稿，将信封剪去一角，连邮票也不用贴，由报社“邮资总付”。我接过了纸条，至今还记得上面的大意，他说他是原《少年报》报社的张秋生，去看望一个朋友路过此地，想来看看我，并说我的一则儿歌稿件被采用了，现留下一份校样，听我母亲说我是六六届学生，很关心我的毕业分配有没有消息。未遇为憾。我仅扫了一眼，慌忙奔了出去追赶，母亲在身后喊着说，那个人的个子很高的……

　　在屋山头，我终于追上了个子很高的张秋生，并一路将他送到了公交汽车站。他和我说了很多很多，从学习创作到进厂当学徒，鼓励我坚持文学创作，很让我感动。这是我创作道路上相识的第一位编辑。

　　两天后，1968年12月3日，我的处女作见报了。尽管仅是小小的四行儿歌，但足以让一个处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文学青年看到了地平线上初升的那一抹阳光，而且灿然无比。

　　工厂通知来了，作品见报了，这是不是该称作“双喜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