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央乐团，上了年纪的乐迷也许会马上想到李德伦、严良堃、韩中杰等老一代中央乐团的指挥家，他们在中央乐团40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但也有一位人物不能不提，他就是中央乐团的创团团长及“文革”结束后复任团长的李凌，他对中央乐团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引进人才、爱护人才，加强队伍建设方面可以说是精心谋划，求贤若渴，学者周光蓁的《中央乐团史》一书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

　　中央乐团成立于1956年7月，在经历了朝气勃勃的创建期后，反右运动的风暴让乐团的五名演奏员被打成右派。但作为团长的李凌尽可能地保护团里的音乐家少受这场政治风暴的冲击。当时中央乐团合唱队正在外地演出，李凌立即关照他们，继续在外地巡回演出，千万不要返回北京参加鸣放。就这样合唱队在外地演出了三个多月，返京时，反右高峰已过，合唱队的队员因此无一人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李凌保护合唱队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

　　十年浩劫过后，李凌重新回到中央乐团团长的岗位上。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乐团先后与到访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以及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梅纽因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演出，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但李凌并没有陶醉，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央乐团基础薄弱、曲目狭窄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当时的几位指挥，李德伦、韩中杰已年过六旬，严良堃也不年轻了，急需引进年轻指挥，为乐团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这时，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先生向李凌推荐了时任上海舞蹈学校管弦乐队指挥的陈燮阳，于是，李凌通过李德伦向陈燮阳发出了客席指挥中央乐团的邀请。经过两周多的认真排练，1980年3月，40岁的陈燮阳指挥中央乐团演出了一台音乐会，曲目有明库斯的《唐·吉诃德》选段，上海女作曲家王强的《喇叭与鼓》，格什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以及陈燮阳根据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改编的弦乐曲，演出非常成功。然后，陈燮阳又率中央乐团来到北京大学，作为普及交响乐的一项活动，将这套曲目重演了一遍，受到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1983年1月29日，从美国进修归来的陈燮阳再度登上首都舞台。原来李凌听说陈燮阳回国，有意将他调进中央乐团作为指挥接班人来培养。最后，上海方面同意有条件放人，即陈燮阳在出任中央乐团常任指挥的同时，也要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同一职务，换句话说，陈燮阳每年要轮流为京沪两个乐团工作。1月29日的音乐会，即是他担任中央乐团常任指挥后的首次亮相。

　　1980年代初，李凌还有意识地引进“外援”，帮助中央乐团进行扎实的训练，扩展和积累曲目，提高艺术水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方面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法国指挥家皮里松，皮里松曾获贝桑松国际指挥大赛冠军，指挥过不少世界一流乐团。从1980年5月起，皮里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带领中央乐团排练了三套曲目，指挥乐团分别在5月9日、5月18日和5月28日举办了三场非常成功的音乐会。皮里松以严格、严厉著称，批评时不留情面，演奏员起初对他十分畏惧甚至抗拒，但渐渐地就被他高超的艺术才能与人格魅力所折服，纷纷邀请他到家里去作客。

　　美国指挥家吉尔伯是李凌通过周文中美中艺术交流中心请来的另一位优秀的外国客席指挥。吉尔伯为人富有亲和力，艺术视野开阔，排练效率很高。在12个月的时间里，他率领中央乐团排练、演出了20套节目，其中有40首作品是中央乐团第一次演出，比乐团前20年演出乐曲的总和还要多；他还争取到了美国出版商的捐助，送给了中央乐团不少乐谱。可以说，吉尔伯对中央乐团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