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如何抉择？著名文史作家汪兆骞在其新著《告别与新生：大师的抉择》中，以晓畅、明丽的文笔和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呈现1946年至1948年之间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与转型，刻画出一批文化人在大环境中呈现出的多种文化品格和生态状态，彰显人性的光辉与卑微。

　　《告别与新生》为编年体集体传记写法，使得读者在汲取历史新知的同时，获得充实的文化享受。在书中，作者不囿于固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地描写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真实地还原其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生逢鼎革，山雨欲来风满楼，站在十字路口，一代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为历史与时代所裹挟，再次面临着巨大的分化与聚合，彷徨、挣扎、思索、痛苦。一部分清流依然拥有着自己的坚守。闻一多选择了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对抗，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痛失爱女的茅盾夫妇搭乘苏联“斯莫尔尼”号轮船回到上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冯雪峰不顾流弹，与地下党组织力量一起，准备迎接大军进城……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他们以坚定的道义和担当、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复杂的文化品格，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除了学问超群之外，他们最让人尊崇的还是“风骨”，不仅继承了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而担当的精神，还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老舍先生赴美创作《四世同堂》，背景离乡却乐观地将此举称作“放青儿”——自喻为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的坝上草原，去吃青草，去换毛，然后回来进行负载更沉重、更遥远的跋涉。黄永玉在画坛的赫然亮相，凝聚着表叔沈从文的希冀和心血。固然因为有那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内在的文学情怀，还有那贯穿在他们生命里的自由而磅礴的个性精神。林徽因即使在病中，脸色苍白，“但一双眼睛深邃有神”……古人强调魏晋之风度，强调读书人之傲骨，强调“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现代知识分子又强调人格独立、思想独立。这古今二者的叠加，就是那一代清流们的普遍风貌。

　　“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心怀敬畏，尊重文化传统，从文化自觉迈向文化自信，留住中华民族的集体乡愁。”这是作者写作此书的初衷，也是大师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传承，它不仅关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弘扬，也关乎“立人”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