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父亲算是一个文化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阴中学毕业生；打得一手好算盘，曾担任淮阴毛巾厂的业务会计；写得一手秀丽的蝇头小楷，做账、写信等全用毛笔。说话慢声细语，不抽烟，不酗酒。周围村人说起他，基本上都是“周心雪，是个好脾气的人”。

　　父亲是个命途多舛的人。不满十四岁，奶奶病逝，经受少年丧母之痛。原本是国营单位的业务骨干，且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但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下放企业职工大潮而回乡当了农民。67岁时，做了一次大手术，致使以后十几年身体状态欠佳。

　　在我们眼里，父亲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主心骨、顶梁柱，为全家老少遮风挡雨，即使在非常困难的岁月里，有时甚至是在无望与希望之间艰难地挣扎，却始终在坚持。回到农村，父亲第一关是要学会干农活。在外读书、工作多年，生在农村的父亲对耕耙播收等劳动技能是生疏的。那时是以生产队集体劳动方式，父亲动作慢出活少，为此常受白眼和责怪，父亲总以沉默与耐心面对。伴随着汗水和勤劳，父亲的农活技能日臻成熟。后来，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父亲种的责任田冬有小麦，夏有水稻，产量收成也比较好。菜园里一年四季总是绿油油的一片。

　　父亲与母亲几十年相濡以沫。母亲从小也是家境贫寒，一个字不识，急性子，说话嗓门大，与父亲慢条斯理、轻声细语正好互补。小时候，我躺在被窝里常听到父亲在油灯下读小说给母亲听，长大后才知道父亲为母亲读的是《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等。在物资匮乏的困难年代，父亲与母亲不光在精神上充实，在操持全家生活上也很默契，伴随一生。

　　从我记事开始，到我过了知天命年龄，每次我们父子在一起，他都要讲他的道理，教育我好好做人做事。现在想来，父亲用他一生的时间在教育我们。上学之前，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常要求我坐有坐相，站有站样，说话不准带脏话。上学之后，父亲很在意我的学习成绩。在小学、中学期间，每次见到父亲因为我读书松懈或成绩下滑而发火及之后所流露的痛苦神情，对我就是一次心灵的撞击。后来我明白，因为我排行老大，父亲是出于对长子寄予较高的期望。在农村，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可能跳出“农门"，但是，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这个愿望难以实现。高中毕业之后，1973年12月，我应征入伍，父亲送我到县城新兵集中点，临别时，在凛冽的寒风中父亲用深邃的目光望着我，轻轻地对我说，“记住家里的境况，到了部队好好干！”我明白父亲这句话的含意和分量，父亲那看似平静实质内心澎湃的神情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并伴随了我整个工作生涯。

　　晚年的父亲每天要看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他说不完整反腐倡廉的全部内容，但每次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用既直白又很持重的话对我说，“共产党的钱放在那里，就是烂掉了，你也不能拿一分钱”。他总是说现在日子好过了，吃穿不愁，没有烦心事，想到最多的就是希望我们平平安安地生活，堂堂正正做人做事。

　　爷爷给出生在腊月初一大雪纷飞的父亲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雪”字。父亲的一世为人也象雪那样清纯。他处事谨慎，但始终坚守一个“诚”字。与人相处，不占人家的便宜。别人托他帮忙，只要他力所能及，他会认真仔细地把事情做好。得到别人的恩惠，他就一直放在心里。父亲晚年常念叨的“前庄二爷”“孙家同学”等，都是他青年时期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的人。 

　　生活节俭，清淡随和，惜粮如金，衣食随意。在我的记忆里，唯独有两样东西他是非常喜欢的。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探家时把我的军大衣送给他，他爱不释手地说，这大衣好。二是在他七十岁生日时，我送他一块上海牌手表，他接过表时喃喃自语，“过去在淮阴毛巾厂谁要能戴一块上海牌手表，那是不得了的事。”父亲那发自内心的欣喜、专注的神情让我始终难以忘怀。 无论是在困难的岁月，还是在生活条件好了的日子里，父亲对家庭的责任、生活的信念始终如一，留下了许多清晰的足迹。

　　他曾随着村里的杜木匠去几十里外的淮安去卖加工好的扁担，为了全家八口人的生活，舍不得在外吃一口饭，愣是从清晨离家到午后回来一直饿着肚子；他曾踏着寒霜，每天清晨沿村穿巷去卖豆腐，边卖边吆喝，全然不顾辱没斯文；他孝顺爷爷，我们从未见过他大着嗓门对爷爷说话。我第一次带着妻女回家过年时，他高兴地流着泪对我说，要是你爷爷活着看到今天该多好啊。他始终牵挂在新疆生活的叔叔一家。小时候爷爷在外做工，兄弟俩相依为命，叔叔摸鱼捉虾卖钱给他读书零用。他到晚年一度有阿尔茨海默症前兆，两次出门走失，但他可以用毛笔把我们兄妹五人及孙辈们的名字一字不错地写在纸上。他讲究卫生，衣被晾晒后叠得整整齐齐。他见人说话先露出笑容，浑身透出可亲可敬的气质。 

　　父亲离开我们的这几年里，我一直在想，父亲所展示的这些涵养对我有多少影响，我从父亲的涵养中学到了多少？后来，我逐步明白，在我的工作生涯中，虽然父亲没有陪在我身边，没有直接为我指点什么，但父亲的行为方式、待人接物，以及其本质的品格和人生的态度却在耳濡目染中给我的灵魂留下深深的印记，并一直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