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称，2018年5月12日18时左右，他在经过上海市某十字路口遇红灯停车等待时，突然收到一条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交警支队”）的短信通知，提醒他涉嫌违法鸣喇叭。同时，道路一侧的“违法鸣喇叭”电子显示屏正滚动播出自己的车牌号。何先生表示，此时他并没有摁喇叭的行为。事后，何先生几次通过电子邮件与交警支队进行沟通，希望对此事重新进行审查。交警支队经过调查，认为声呐“电子警察”记录证据确凿，违法事实认定清楚。

　　2018年6月30日，何先生到交警支队违法行为处理窗口处理该违法行为，交警支队出具《交通违法行为处罚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和《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对何先生作出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何先生虽然在告知书和处罚决定书上签名确认并缴纳了罚款，但他表示对处罚决定并不服。由于何先生是外籍身份，根据规定，该行政诉讼需要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一审管辖。何先生为此向上海一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处罚决定。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何先生违法鸣喇叭的事实是否成立、声呐“电子警察”抓拍是否准确有效等争议焦点展开辩论。

　　何先生认为，自己并没有鸣喇叭的行为，他本身就是从事汽车声源定位工作的，对声呐系统的准确性和交警支队提供的违法鸣喇叭证据，即4张照片存疑。

　　交警支队则指出，上海使用的声呐“电子警察”违法鸣喇叭抓拍设备均已通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合法。该声呐“电子警察”通过声阵列采集设备，采集违法鸣喇叭的声音信号，通过高清摄像机采集车辆图像信号，再分别传输至声源自动识别系统，进行声源定位和图像自动抓拍识别，即声呐定位和视频巡查组合认定的方式，确定违法行为后由系统自动生成4张证据照片，包括车牌细节、车辆全景、路况图和声源位置示意图。何先生车辆鸣喇叭产生的点位，就来自于他的车辆引擎盖中央，定位很精确，因此可以确认何先生存在违法鸣喇叭的行为。

　　庭审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上海一中院未当庭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