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李鸿章的冲动由来已久。很久以来，我都陷入对于这个白胡子老头儿的迷恋中。对此，我自己也有些迷惑不解——论长相，他并不漂亮；论文章，他一生留下的诗文极少，前几年出版他的全集，凡2800万字，大部分是奏折、函稿；论名声，他在历史中留下的名声并不太好，可以说身败名裂，尤其在我的中学时代，一提到李鸿章，老师就咬牙切齿，因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李鸿章签署的。至于他发起的洋务运动，因为拒绝了政治改革，同样成为讥讽和批判的对象。

　　但只要在史料中稍加沉潜，教科书的局限性就轻而易举地显露出来了。教科书是结论之书，只提供结论，不负责论证。而对于一个历史的窥视者来说，结论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因为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每个人都会根据事实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因而最重要的，是事实。李鸿章生逢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处于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处这样的大变局，李鸿章出现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关键的节点上，试图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这份担当，也是“三千年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打破传统价值观、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先驱。美国前总统克利夫兰对他的评价：“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引自张明林：《换一只眼睛看历史：外国人评点李鸿章》，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李鸿章为后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是他领导的洋务运动只重器物，不重制度。实际上，兴办工厂、创建海军、培养人才，在当时已经算是离经叛道了。在当时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是根本不现实的，只能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循序渐进，摸石头过河。否则，再宏伟的改革蓝图，都会半途夭折。这一点，已经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何况，器物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无一不是观念的载体，中国人重器物，也不仅限于器物本身，比如商周的青铜器，就是国家权力和礼仪的象征。犹如电报电缆瓦解了传统的风水观，和洋务运动中的西洋器物一起进来的，当然是西方的科技、西方的思想。正是由于他倡导的物质革命，导致了科举的终结、新式教育的兴起。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挫折，也是李鸿章个人遭逢的最大挫折。它是国家的失败，也是李鸿章个人的失败。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与光绪皇帝领导的戊戌变法，因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李鸿章的下台，而没有得到衔接，大清的改革运动断裂为两截，改革力量的分散，又注定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时候，它故意把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变得难以辨认，成为一个“肃”字，这足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

　　本书的用意，只是为我们观察历史人物提供一个更加妥当的视角，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常说，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都还有宽容之心，抱以“理解之同情”。如果说“同情”李鸿章会遭到某些人的非议，至少“理解”还是应当的吧。理解了李鸿章，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那段历史。

　　《1894，悲情李鸿章》（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自序（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