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演出大篷

　　要上演马戏杂技，不能没有马戏大篷。但上海没有马戏大篷。全国除了齐齐哈尔马戏团，各地也都没有。前苏联马戏团访华演出，不仅促进了上海马戏大篷的发展，更是推动了全国各地马戏大篷的建设热潮。其后几年，各地杂技团马戏大篷发展很快，相继建起了30个马戏大篷。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期，由于受文艺政策影响，杂技表演由传统主题倾向工农兵主题，制约了高空杂技发展，马戏大篷也随之销声匿迹，不再被人提起。

　　上海人民杂技团自从1954年在露天广场演出《空中飞人》后，始终坚持发展马戏大篷艺术。1958年，上海人民广场出现了第一个马戏大篷，占地面积800平方米，高达12米，可以容纳2000名以上观众。它的出现，引起了市民好奇。第二年，杂技团引进了两匹马，几条狗，为上演马戏节目做准备。此举，得到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当时的市委书记石西民亲自过问上海马戏大篷的建设。1960年底，上海与黑龙江签订了一份协议：由黑龙江帮助上海发展动物杂技节目。上海人民杂技团演员张铁山、张永立、刘春燕、芮保罗，以及部分第二届学员赴黑龙江学习，半年后返沪，公开演出《马术》《驯虎》《驯狮》《驯狗》《驯熊》《驯猴》等节目。有了演出大篷，演员们不再担心没有场子演出，但也带来了相当的管理困难，场内的管理工作，并不亚于一个正规的剧场，130多名演职人员，面对2000多名观众，既要演出，又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常常忙得焦头烂额。团部抽调了两名专职人员负责大篷管理。这两位专职，都是身怀绝技的老艺人。他们不仅要承担大篷管理，还兼任了杂技教师和采购物品等工作。显然，人手不足，成了大篷管理的“瓶颈”。那么，杂技团是如何维持场内2000多名观众秩序的？当年有媒体报道说，演出前，演职人员倾巢而出，几乎全部出动，技工、园丁以及行政人员，有的去卖票，有的去看门，也有的去卖说明书。演出，还有10来分钟就要开始，这时候，全体乐队人员居然还在场子里帮着维持秩序。演出结束后，大家又忙开了，清场的清场，打扫的打扫。有一年，春节期间，天公不作美，飘飘洒洒地下起了雨。好好的大篷，竟然漏水了。演职人员又一起出动，先是将大篷拆开，将漏水的地方补好，然后再将它进行油漆一新。这些烦恼事，不必多说。倒是有一件事，成了演出大篷的“心腹之患”：人民广场是人民群众聚会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的群众集会接连不断。每逢集会，大篷必须拆除。夏秋之交，台风频发，大篷也必须赶在台风来临之前拆除。1962年夏，由于猝不及防，就发生过大篷被台风吹倒的事情。如此这般，拆了建，建了拆，不胜其烦，既劳民，又伤财。程海宝和学馆学员参加过多次大篷的拆拆建建，感受到了这项工作的繁琐性。每逢搭建，他们要将又大又粗的木桩打入地下，用厚帆布沿着圆心团团围住，再用铁桩头将帆布固定牢。每逢拆除，麻烦更大，俗话说，造房容易拆房难，已被打入地下的木桩有几十根，要将它们一根根从地下“请出来”，那该花费多少精力？

　　上海，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永久性”的马戏大篷？

　　1963年9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建造上海杂技场。拟建中的上海杂技场，选址南京西路400号，自开工建设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告竣工。这是中国第一座圆形、钢梁屋架结构的杂技演出场子。1964年1月31日，时任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出席春节联欢会，惊奇地说：“南京路上，什么时候造了这么一个漂亮的演出场子！”

　　几年后，程海宝从学馆毕业。按照惯例，毕业前要进行实习演出。1965年的一天，学馆第二届学员的实习就在上海杂技场。这是程海宝在上海杂技场正式参加的第一次演出。当年的一份节目单，如今已经字迹模糊，泛黄的纸面上还是清晰地留下了18个节目的名称，它们是：《大旗跟头》《越南小英雄》《转碟》《水火流星》《假日的劳动》《队日活动》等。他参加演出的是：《大旗跟头》《少年武术》《儿童游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