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孟伶在路上走着。上午中学同学一起送别继良，然后吃饭，现在回家。他住得近，我住得远，我要打车走，他拉住我说不要打车，坐公交车好，然后换地铁。他说，我送你到公交车站，公交车多得不得了，很空的，坐公交车好！坐到人民广场，然后换地铁，很方便的。

　　我很长时间，要么自己开车，要么别人接送，要么打车，不习惯坐公交和地铁了。现在，看着他的热情，听着他的热情，只好跟着他走。他说，他不管到哪里，都是坐公交车和地铁，坐公交车地铁很有劲的！他有的时候，在马路上，看见人家找不到公交车站、地铁站，他就送别人，给人家带路，也很有劲的！

　　他高高的个子，是我们班级长得最高的，说话的时候微俯身：“很有劲的！”“很有劲的！”我被他说得也很有劲起来。他还要帮我拎包，我说我自己拎，怎么可以让你拎！

　　他说，我力气比你大，你一天到晚写作，没有力气，我的力气比你大！

　　他只有一条手臂，二十岁的时候就被截去了右臂，从此，整个身体就微微往右面斜去，但是他的脸上一直笑嘻嘻，是一种小孩的笑嘻嘻，他长着小孩脸，小孩神情，说“很有劲”时也像小孩，他的牙齿还剩最后一颗，等到一颗也没有了，就更是小孩了，他说：“等最后一颗掉了，我就去装牙齿罗！”

　　他的绰号叫萝卜头。

　　他说着，我们走着，到了车站。他说，你坐到人民广场换地铁，很方便的，你也可以坐到淮海路，买点东西，然后再换地铁。他像一个仔细的上海婆婆，而我像一个外地人，我的这个叫萝卜头的同学，这么多年来，怎么就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变成了一个这么细致、体贴的人，满心柔和，话语里尽是亲热，上午送继良的时候，排着队，缓缓走到继良跟前，他在我旁边，轻声地对紧闭眼睛的继良说：“继良，梅子涵来送你了。”我的泪水猛然就更多。

　　上学的时候，我们班级真正干部家庭的小孩只有他和继良两个。也恰好是他们两个，看上去都有些随意、大大咧咧、对任何事情不以为然，而到了后来“革命”的时候，他们又不和“红五类”在一起，反倒混在“黑五类”里，就这样一直和我有亲密的联系。而无论是“黑”是“红”，大家都喜欢他，也都喜欢继良。在班级里，他们两个都没有过“敌人”，中学时代，即便是后来“革命”了，所谓的“敌人”也差不多就是瞎胡搞，但没有办法，即使是瞎胡搞，也终于会有一辈子不愿再见面的，可怜啊，有的时候，“一辈子”竟然就会这样被解释，这真是很没有劲！

　　车子来了，我上车的时候，孟伶说，下次我还是送你坐公交车啊，不要打车，坐公交车和地铁有劲，坐公交车看马路上也看得清楚，只要两块钱，他的确很有劲得像个小孩子！

　　公交车上人不多，现在的上海公交车，和以前根本不一样了，不是上班的时候甚至会空荡。我坐在车上看着马路，却是看着看着就又看着很有劲的记忆了。刚才吃饭的时候，孟伶又问我：“你为什么不写我洗白跑鞋的事？你应该写写我洗白跑鞋的事。”

　　他的那双白跑鞋每天都要被他洗。“革命”的时候学校没有什么人，宿舍都空着，这些宿舍本来都是华侨生住的，我们学校有很多华侨生，现在他们各自回到侨居的国家，我们几个就钻进了一个宿舍待下来，白天在这儿混时间，打牌，或者瞎七八搭地说些没有意义的话，打牌还会吵起来，因为只要打牌，就一定会有人赖皮，结果就瞎吵。孟伶不瞎吵，他的脾气天生温和，我们瞎七八搭说话的时候，他也不瞎七八搭，他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洗白跑鞋。他每天都穿着那双白跑鞋，其实他跑步很慢，任何一支4×100米的队伍，只要他是其中一棒，那么就肯定是最后一名了，其他三棒无须努力。但是他会打篮球，他是班级篮球队主力，而且他绝不独吞，他经常是别人喊：“萝卜头，投篮！投篮！”他才投篮，结果就经常投中了！喜欢独吞的是胡宁训，胡宁训个子不高，球打得好，但是他喜欢独吞，不过也是经常投中。我们班级的篮球队倒挺好，从不互相指责，因为指责也没有用，谁也不听谁的。

　　这个萝卜头啊，每天都要拿着肥皂和刷子到水龙头上洗白跑鞋，洗掉了学校很多水，洗好了就放在宿舍窗口晾干，这些窗口以前是华侨生坐在上面弹吉他的，他们唱着：“啊哟，妈妈……”吸引路上的小姑娘，现在是萝卜头的白跑鞋，他的白跑鞋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但是白跑鞋也就是这样被他活活洗坏的。 

　　继良也很有劲，他老喜欢发表演讲，因为他的爸爸大概经常在家里发表演讲，他手撑着腰说：“同志们，”但是他的演讲长度很难超过三句，讲完三句，就不知道再讲什么了，他和孟伶一样，天真得很，像小孩，逻辑简单，大事不争，小事笑笑。我的这两个同学，都讨人喜欢。

　　我坐到人民广场，走到淮海路买了一点东西，换地铁，到家，是蛮有劲的。我给萝卜头发了一条短信：“我到家了，蛮有劲的！”

　　他回我：“是很有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