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下东郊路三个字，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忧伤。可能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东郊路对有些芜湖人来说只是一条路名，对我却是一段人生。最初那里是芜湖东郊，稍往东深入便有田与菜地。但西头的东郊路口离镜湖赭山其实很近的。1994年我们家在东郊路洗布山10号定居下来。记得刚入住不久，有个傍晚我信步到赭山顶，华灯初上，我向洗布山的方向看去，灯火闪烁，觉得灯火中有我家一点豆亮，内心很是温暖。此前，我工作在乡下，一直是芜湖的过客，多少回暮色降临时，办完公事的我脚步匆忙地在这个城市寻找可以安身的旅店。今晚不用了，东郊路有我的家。德国著名小说家聚斯金德在小说《鸽子》中，描述房子对于主人公约纳丹的意义：“这是他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的安全岛，是他牢靠的支撑点，是他的庇护所，是他生活中唯一被证实可以依赖的东西。”的确，不仅是那个年代，直到现在也是，房子证明一种存在，甚至是一种尊严。

　　住到东郊路时，我的女儿刚刚可以上幼儿园小班；我在报纸上发的一些豆腐块文章剪下来刚刚只能贴满一本硬面抄；要两年后这个城市才能诞生一张像样的晚报；那时白天穿白大褂的我夜晚做着文学的梦。每日里送完女儿上学，骑一辆脚踏车经过东郊路去医院上班，会看见向路中间挤压的各色杂货摊，锅碗瓢盆，胶鞋雨伞，针头线脑一应俱全。印象很深的是卖耗子药的，打着快板哼唱：

　　“上个星期我没来，你家老鼠排成排，冬咬棉夏咬单，二四八月咬衬衫。老鼠药不算贵，一毛钱一大包，老鼠吃了跑不掉，先麻嘴后麻腿，一口一口吐血水。”

　　还有卖藕稀饭的，也能梆梆地敲出节奏来。我很快喜欢上东郊路，它的烟火味让我内心感到熨帖。

　　正是住东郊路时，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医院到报社，从医生到编辑，人生舞台与布景都变了。生活变成全新的。在这里，孩子由小变大，母亲慢慢变老。有一天下班遇见母亲茫然地站在东郊路口，我跳下车问母亲要做什么，她有些腼腆地说：“儿子，回家走哪条巷?”正是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母亲开始老了。很多暮色四合的傍晚才匆匆离开编辑部去学校接孩子，女儿靠在水泥球桌边，书包躺在一旁，孩子们都走了，只有她。我格外内疚地让她坐到自行车后座上，带她回家。

　　那些日子，东郊路低矮的出租房里，还住着一些才子才女，比如我的同事谈正衡、唐玉霞，他们因为才华与理想走近芜湖，但人生地疏，居无定所，他们的出租屋，夏季里曾有蛇光顾……有“北漂”“海漂”之说，其实也有“芜漂”，只是这样的三线城市漂泊者，不太为世人关注。同在东郊路，我们散步聊天，有很多温暖的相聚。当年，各怀理想，我们的改变如同蹦极，但它们只在内部，外在的变化由时间控制。直到如今,我们还是一样亲近文字，坚持着。有文友说坚持并非因为勇猛和自信，而是你与某件事狭路相逢，没有转身的余地。我曾经试着转身，可是晚了，所谓积重难返吧。好在阅读写作，最后都是识理，终其一生，也无不妥。

　　东郊路上，住着一位知名中学的语文教师，他是晚报副刊的资深作者，也是棋友。一夜在他家对弈，有某领导造访，电视里见过。胆小的我轻轻问要不要停，他摆摆手，叫夫人：“给市长倒杯水，等一等，我们这盘棋还没结束”。后来他跟我说：来了，都是学生家长。

　　东郊路开发，我们拆迁搬走，可是与东郊路藕断丝连，它常于深夜扰梦，今年尤甚，以致我近日开始动笔写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就叫《东郊路》，不知能否完成它。如今八十多岁的母亲还独自一人住在东郊路，她不愿与子女同住。回迁那天，她的家什居然有一小卡车，大多是类似垃圾的旧物，搬家时我想扔掉，母亲急得小孩一样跳脚，只有依了她。很快母亲把崭新的家，弄成废品站。客厅、房间、卫生间甚至厨房，到处堆放着废品。除了下雨，她每天都精力充沛地去东郊路上捡纸盒、广告纸、矿泉水瓶子，别人扔的旧包、小孩子玩坏的玩具也往家捡，每次去看她,都要向我如数家珍地炫耀一番。无论春夏秋冬，如果你在东郊路上看到一个身体瘦小的老太，拎个布袋沿路专心捡垃圾，孤独而从容，那就是我的母亲。

　　在医院工作过的我，知道母亲患上了老年性“集物癖”，这满屋的垃圾，在她的眼中都是宝，能给她带来温暖和安全感。每次散步看到小区拾荒的老人，总会有一些心痛，她们让我想起白发的母亲。我并不为母亲捡垃圾感到难为情，只是一再叮嘱母亲别去翻垃圾桶，太脏；也怕别人乱扔的碎玻璃伤她手。母亲真的老了，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往往一时半会认不出来。当年那个穿着清爽、麻利进出东郊路菜场的母亲不见了。

　　东郊路，曾是这座城市边缘，凌冬而沉寂。如今它已成中心地段，繁华不夜。但它仍然被称为东郊路。我喜欢它叫东郊路。人之所喜，有时莫名，可能是某种审美选择所致。东郊二字印在心里，让我安静，心力也更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