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23日在上海虹口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首次公审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当时作者在上海，担任重庆《时事新报》等三家报刊的记者。他旁听了这次公审。

　　拖了三年方才公审

　　冈村宁次，1931年就参与过“九一八”事变的谋划。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1932年“热河事变”后，他作为关东军代表签订“塘沽协定”。1938年，任日寇第十一军司令官，参与指挥进攻武汉。1941年就晋升大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参与主持攻占广西桂林、柳州的作战；是年11月，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的罪恶从他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倚重，认为他在维持治安协助接收的受降工作上“有功”，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也“有功”。所以一直拖到1948年8月23日才公审，是因为早已引起民愤，受到了舆论的强大压力。

　　当时我在上海，担任重庆《时事新报》等三家报刊的记者。我拿到了记者采访证后，才知道是在上海虹口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首次公审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大将。那天，下着大雨，天气闷热潮湿，市参议会大礼堂前，一早就聚集了许多人，停着一些轿车、三轮车。大礼堂前，有森严的宪兵和警卫，记者都凭证挂着绿绸条子进去。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旁听的记者和各界人士竟有上千人。市参议会大礼堂外的广场上，装上了扩音喇叭，使庭审情况可以传到外边，让无法入内旁听的市民可以在塘沽路上听到有线广播。坐得满满的大礼堂内，驻沪的各国外交官也坐了不少。上午9点30分，穿军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军法官们都出场了。少将审判长仍是在南京审乙级、丙级战犯谷寿夫等人的那个福建人石美瑜。他宣布带冈村宁次及从犯上场。

　　冈村宁次是从高昌庙战犯监狱由宪兵押送到公审处的。不多久，冈村宁次就由翻译陪同出现了。他剃着光头，穿着整洁的草绿色的军便服，翻着雪白的衬衫领子，脸色显得苍白，戴着玳瑁边眼镜。跟在冈村宁次后面的是四名从犯，即第27师团长落合甚九郎、116师团长菱田元四郎、64师团长船引正之、89旅团长梨冈寿男，个个都像丧家之犬满脸晦气，站成一排。冈村宁次头发刚剃过，头皮露出铁青色，脸部平静毫无表情。在回答了军法官的询问，报了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之后，让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这么优待，据说由于他正患肺结核，一直在医治、疗养。摄影记者的照相机闪光灯“啪”、“啪”闪个不停。检察官施泳起立，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害无辜中国平民，如纵容27师团长、116师团长、64师团长、89旅团长于1945年进犯江西等地时残杀平民掠夺财物无恶不作等等。日语翻译将起诉书译成日文，英语翻译又将起诉书译成英语，翻来译去，花了不少时间。

　　我用笔记着要点，觉得起诉书里提到的罪行，很不全面，与冈村宁次这样一个大将衔的总司令应负的罪责不相适应。冈村宁次参与侵华的罪恶开始得很早，经历的时间很长，如今的起诉书颇有避重就轻之谦。我身边的一位《申报》记者陈其容轻声对我说：“这样的起诉对冈村宁次并无实质性的触动，你觉得冈村宁次会判什么罪？”我说：“论理，是死罪！但包庇到今天，在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开始公审，当然是在耍把戏给老百姓看！”

　　江一平为冈村辩护

　　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出庭了。起初听说只指定一个律师为冈村宁次辩护，名叫钱龙生，但这时庭上宣布：辩护有三人，钱龙生外，还有杨鹏，更指定上海出名的江一平大律师为冈村宁次辩护。这个江一平是浙江杭县人，20年代复旦大学毕业的文学士，东吴大学毕业的法学士。毕业后，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执行律师业务。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的表现不错，曾为爱国学生作辩护律师，声名大振。1939年，复旦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去重庆连续出任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员，并任过北碚复旦大学的副校长，抗战胜利后回上海继续做律师，名气不小。江一平一上来就千方百计为冈村开脱罪责，最荒谬的是说冈村宁次在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时，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做了不少爱民的事”，引得旁听席上传出了愤怒的“嘘嘘”声。

　　从犯菱田、落合、船引、梨冈出庭作证，回答质询。这四人都是在押日军战犯，垂手肃立，对军法官询问一一作答，他们既为冈村涂脂抹粉，又为自己开脱。江一平对证人进行询问时，牵涉到需要冈村回答时，冈村便从扶手椅上起立回答。他老奸巨猾，对检察官起诉书和法官审讯时涉及他的犯罪事实，回答时都不承认，但硬话软说，态度恭顺，声音细小，推诿“不知道”，或“这不是我的责任”，或“那时我不在”，再或“那时我还没有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他反复辩解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负屠杀中国平民之责。诸如此类的回答，令我和旁听席上大多数人感到愤怒，议论纷纷的声音从旁听座上和记者席上发出，在礼堂里“嗡嗡”地传开。

　　检察官施泳口才欠缺，在律师辩护后，结结巴巴宣读了有罪论证，但听不清楚，又软弱无力。到中午12点一刻，这使人疲倦而又平淡的审讯似可告一段落了，那个戴眼镜说福建官话的石美瑜宣布休庭时说：“下午3时30分继续开庭！”下午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发言，指控冈村宁次应负战争共犯之责，结尾却说：被告在投降时协助接收有功，希望“量罪课刑持以平衡”。江一平等三个律师又同检察官展开了辩论，主张“请宣判被告无罪”。那真是又臭又长的辩论，却仿佛十分讲法治，拼命在动用法律的权威。我当时就在想：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时，法律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对无视法律违反国际法的战犯，却突然要运用法律武器来这样强词夺理不公平地包庇他们？三个多钟点后，法庭宣布：由于证据不足，今天只审不判，审讯到此休庭。何时续审未定，被告及证人还押。原定在辩论终结的当天可宣判的，却改成只审不判了，于是，又听到一阵议论纷纷之声。包庇了这么久才演戏似的公审了这么一次，实在不光彩。

　　转眼到了1949年的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并要宣判。我于1月25日去申请记者旁听证，但遭到了拒绝，说：“这次旁听范围大大缩小，我们明天只请《中央日报》、中央社等派记者参加，贵报不在其列。”1月26日上午10点，仍在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公审，我提前到达，发现外边没有像上次公审那样安装扩音喇叭转播。听说审判十分草率，最后，66岁的冈村宁次被判“无罪”！当然，这是从南京最高方面来的旨意。冈村宁次后来很快平平安安被送回日本去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这么嚣张，同当年美国的纵容和蒋介石政权的包庇是分不开的！

　　（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