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任职“文新”的两年

　　1997年年末，当社会上传来市委将组建“文新”报业集团的风声时，说实在的，新民晚报社的同仁特别是班子成员都感到突然，这确是事实。因为10月份报社刚刚召开过为期三天的战略发展研讨会，一致决定向上级部门申报建立新民晚报报业集团，并且已形成了一整套上报材料。然而，当得知市委已对组建“文新”报业集团作出正式决定时，虽然大家都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但在小局与大局、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严峻考验面前，首先是报社党委成员通过反复学习务虚，逐步提高了认识，深感市委的这一重大决策是推进报业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体效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做大做强，提高核心竞争力，应对国内外激烈新闻竞争的必然趋势，作为一级党的组织，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应该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无条件地在组织上和行动上服从上级，做这一新生事物的促进派。由于党委成员认识一致，步调一致，积极主动地做细做通了报社同仁的工作，从而使组建报业集团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通过学习、实践和总结，一年以后，我还以《强强联合组建报业集团的有益探索》为题，从组建模式、基本运作到亟待破解的几个难题三个层面，逐一作了有理有据的阐述。（全文见1999年第9期《新闻战线》）这篇文章，还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新中国新闻事业五十年”优秀论文。

　　从主角变成配角，从全面抓变为抓局部，我很快实现了角色转换，基本上做到了“到位而不越位，尽力更要尽职”。根据集团党委的分工，我主管新闻宣传、新闻研究和图书出版的工作。在市委宣传部和集团党委的支持下，我牵头组织力量办起了集团组建后的第一个新生媒体——《新民周刊》，这是上海的第一家新闻性周刊。从确定刊名、申请刊号、编辑方针、版面设置到试刊安排，我都参与其中。由于准备充分，工作到位，这份杂志一炮打响，第一年就略有盈余，而且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在此期间，我还和集团新闻办公室的同志一道，通过深入调研，制定了集团系列报刊和出版社的管理条例，并且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中宣部“内刊”推广了这方面的做法，还让我在有关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除此之外，我还逐家挨户地走访了系列报刊，参与讨论并拍板了各自的报刊定位、编辑方针、栏目设置以及风格特色等。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关于整顿报刊的具体要求，我组织有关同志制定了集团内部报刊重组方案，并完成了吸纳新报刊的工作。文汇出版社第一年就打了翻身仗，创利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2001年4月，根据市委决定，我退居二线。在2003年9月办理退休手续以前，我仍然坚持每天上班，尽心尽职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其中主要有：牵头组建了由市记协、市新闻学会和“文新”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上海新闻人才培训基地，开展了正常培训工作；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组织力量编写了《新闻工作者必读》和上海新闻采编岗位培训大纲、辅导阅读材料；在市委有关领导的直接关心下，由我负责筹备的上海首届传媒高峰论坛顺利召开。这是一次高层次、国际性的传媒高峰会议，高朋满座，嘉宾如云，受到普遍好评。此外，作为市记协副主席和市新闻学会会长，我对所分管和主管的工作，都努力把它做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新闻评论作为媒体的“旗帜和灵魂”，在新闻宣传中历来有着重要地位和独特功能，近些年来更加异军突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突破和创新。然而，相对于当前十分活跃的新闻评论工作实践，业界和学界对新闻评论的研究与教学显然是滞后了。记得30多年前，我还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时候，新闻评论是一门基础最薄弱的学科，既无教材，又缺师资。随着当年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随着中央有关领导对新闻评论工作和评论教学的重视，创建“新闻评论”独立学科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我在《江西日报》从事过言论工作，这一任务便落到了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