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论证，经张承宗副市长批准，上海研究小组由徐以枋带队，于6月28日赶赴北京，请地质部出面协调，召开全国首次有关地面沉降问题的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多达31人。其中，以国家测绘总局总工程师陈永龄的意见最具权威性。他的发言旁征博引，力挺上海研究小组的意见，几乎是一锤定音。让徐以枋感动的是，这些学界朋友还为他提供了线索：“听说日本、墨西哥等国也曾有这一情况，东京的这项研究已很有成果，发表过一些论文、报告。上海应结合他们的经验，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带个头。”从北京归来后，上海研究小组扩大为12人，又增加洪风为副组长。新增人员专门负责对国外城市地面沉降信息的搜集，于当年底就编译印刷了《国外有关地面沉降文献选译》第一辑。1963年1月5日，上海市公用事业办正式向市人委报告，提出上海的地面沉降已到了迫切需要根本解决的时候，并直言无讳地指出，导致沉降的主要原因是工业高速发展，地下水汲用过量，以及地面工业建筑过于集中。

　　上下同心协力

　　管控卓有成效

　　实际上，在这一报告正式呈报之前的1962年底，上海市委领导已获知这一情况，几位书记都表示了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当然，这也和一股春风正从北京吹来有关。党中央、国务院已下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周恩来说，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回来了。上海市委正在研究如何积极贯彻，包括压缩过热的工业发展规模等等。市委指定书记处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后为市长）的曹荻秋具体负责这项工作。1963年元月2日，曹荻秋就已在他主持的第17次市长办公会议上，先请徐以枋代表市地面沉降研究小组作了专题报告。接着，市人委很快转发了市公用事业办及研究小组的报告。1月12日，由副市长张承宗召集，举行了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委、办、局和各区、县领导。这次会议其实就是严控地面沉降的动员令，会上决定了两项措施：1.加强观测，在市内10多处建立基岩水准基点，编制城市测量水准，进一步掌握沉降动态信息。2.立即加强对深水井的管理，坚决压缩开采，争取在一两年内以自来水取代深井水。

　　然而，以上措施的执行情况起初并不理想。除了许多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地面沉降的长远危害，更牵涉到一些企业尤其是大厂的经济利益。那些原采用地下水的企业，一旦压缩地下用水，对生产影响很大，甚至要停掉一些车间，而改用自来水的话，生产成本又将大大提高。一些当年被看做龙头企业的纺织、钢铁、冶炼等大厂，生产任务属国家急需，自然更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以至迟迟不见行动。

　　徐以枋和研究小组成员很焦急，他们向张承宗等领导反映了上述情况。1964年5月15日，市人委专门召开了第56次市长办公会议，仍由曹荻秋主持。国家地质部也派刘汉生副部长率多位专家专程来上海出席会议。刘汉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辽宁省委副书记，领导鞍山钢铁厂等大企业，后调到地质部当副部长，还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监委委员。1959年因反对“大炼钢铁”野蛮开采铁矿，被指责为“右倾”，降职到邯郸钢铁厂当副厂长。1962年北京七千人大会后，他获甄别改正，刚回部里复职就风尘仆仆地来到上海。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央和国务院对城市地面沉降问题很关心，因为这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周总理有指示，最近天津也发现了地面沉降迹象，上海一定要拿出经验来，地质部将全力配合。

　　地质部和上海的合作即从当年开始，指定地质部所属水文地质二大队负责对上海全市地面沉降进行监控。这样，在郊区佘山和市区7处构成了动态监测网，从田野山脚、河道堤坝、厂区桥头，以至高楼大厦“勒角”等处，增添了近3000个监测点，几乎每平方公里就有10个至18个点，再以点连成线、片，真可谓是“天罗地网”。

　　按照市里的部署，改用自来水的企业需要的资金，由人民银行统筹解决。据老人们说：“那可是专款专用啊，改用水方案一批准，钱就到工厂的账上了，谁还不动啊！”全市企业雷厉风行，仅仅几个月，果断关闭或严控使用的深水井就达80%，一次就有700余口。自来水厂也加紧扩建，增加供水。那些改用自来水的工厂，产品成本有所上升，他们就想方设法从别的方面节省支出，以达到平衡。对杨浦、吴淞、浦东等压力较大的几座钢铁厂、纺织厂、冶炼厂，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市领导李干成、张承宗等都亲自去看望，直接下到车间、班组做工作。市中心和几大工业区相继传来喜讯，地面沉降明显减缓了，1965年全市的沉降量已下降到0.059米。

　　施行夏用冬灌

　　探索根治之策

　　通过严控地下水的开采，仅仅是暂时稳住了地面继续大幅沉降，离根本治理还相差很远。1964年春天，一个由他们牵头的新的科技攻关课题启动了，它由几家采用深井水的工厂和高校联手合作攻关。课题的思路是，既然不采用深井水，就可控制地面沉降，那么如果将水回灌到井下，地面会不会回升呢？

　　为了监测、验证回灌技术控制地面沉降的有效性，在上钢五厂、国棉一厂、上海电化厂、高桥化工厂和外滩、北新泾等处设立了40多组深、低层的分层监测点，证明它确实无误，卓有成效。课题组经过反复试验，在最快时间里攻克了用回灌控制地下水位高度的难题，并取得了一系列技术数据，这为解决上海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同样问题开辟了道路，甚至在国际上也属领先一步。

　　徐以枋等人想到，上海采用地下水量最大时，一般是在6至9月的夏季生产高峰期，而冬季12月至次年3月生产较闲时使用量较小，那么，能否采用夏用冬灌的方法来获取更佳效果呢？1965年的进一步试验，证明此法果然可行。1966年经市人委批准，由张承宗副市长最后拍板，正式实行夏用冬灌措施。同时，市领导要求对这两个季节的两次不同的回灌处理，要特别加强监视测量。

　　事实证明，从1966年起，在上年已有效控制沉降的基础上，情况愈加明显好转。除了原沉降最严重的吴淞、桃浦等地区，个别的测量点还有微降，大多数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升，最大的年回升量为0.002米，这就是说上海地面不仅不降了，还回升了2毫米。夏用冬灌技术同加固加高江河堤坝、疏通市内排水管道，当年被称作加强城市安全的“三大措施”，从而使夏日台风季节常见的马路上、弄堂里因积水可以“趟河”甚至“撑船”的现象，减少了许多。

　　尽管随后爆发的“文革”大动乱，徐以枋等专家和科研人员都受到了冲击，有几位专家还是从监测点被直接押上“批斗会”的。然而，上海的工人群众和科技人员已普遍认识到，控制地面沉降关系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安危。许多技术人员一面挨斗，一面仍在坚持研究，不放松监测和管控。即使在最混乱的1967年至1968年，全市绝大部分水准监测点均继续回升，仅个别监测点下降了0.003米。至上世纪70年代末，地面沉降基本得到控制，回灌技术也日趋成熟了。80年代，由于城市建设规模又一次大扩展，地面沉降曾亮起红灯，但很快就被克服了。今天，当我们放心地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地面沉降难题而付出辛勤努力的先行者。

　　（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