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秋，我在张重光老师的推荐下，成为《上海文学》编辑部的一名实习生。那时候302办公室一共五位老编辑，都是我父母的年纪，我这个“最小偏怜女”，倒也备受宠爱。下班后挽着卫竹兰老师的胳膊沿陕西路向北走，同事们笑我是认了个“过房娘”。卫老师常在路上讲杂志社过去的事，讲老主编周介人独到的眼光，讲杂志曾经的辉煌与困顿。“现在情况好多了。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卫老师由衷感叹一声。一个男青年骑着自行车从人行道上挤过，卫老师停住话头，拿阳伞柄气呼呼地戳那个青年的背：人行道上怎么可以骑车！

　　翻过一年，卫老师退休了，我转正移到了她的办公桌，也接手了她的大部分作者。坐我对面的是姚育明老师，她是居士，茹素，每天自己带饭，再把食堂饭菜打包回去，瞒着自家先生在小区里喂养流浪猫。那年杂志社举办“中环杯”中篇大赛，在密密麻麻的来稿中，姚老师挑出一个在读大学生寄来的小说讲，咦，这小姑娘写得不错。那个小姑娘，后来大家都认识了，叫张怡微。

　　此后几年，仿佛洗牌的年代，老编辑们陆续退休，金宇澄老师搬去了隔壁304，如今我一抬眼，整个办公室一半“80后”，一半“90后”，而我，竟成了他们中资历最老的一个。编辑部给我的感觉，也从一个悠闲居家的客堂间，变身为一间活泼泼的学生宿舍，杂志社有了自己的微信公号、微博、微店，同事们的日常对话中夹杂着大量最时兴的梗。

　　有一天在办公室整理橱柜，无意中理出一个小红本，是当年邓一光小说《父亲是个兵》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协发给责编卫竹兰老师的获奖证书。第三届鲁奖时，姚育明老师责编的王安忆《发廊情话》也得了奖。以后就是一段漫长的鲁奖空窗期。直到今年8月7日晚上，忽然在朋友圈看到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入围名单，我责编的小白的《封锁》赫然在列，一霎时心跳加快了。一向自认是个佛系编辑，但真到离得奖只一步之遥时，还是忍不住关心则乱。耳畔响起当年老编辑们的感慨，能编到好稿子，不漏掉好稿子，就是一个编辑最大的心愿。8月11日中午，消息传来，《封锁》果然得奖了。那一刻，忍不住学着姚老师的样，在心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奖项揭晓第二天，正好是我生日，村长（作家陈村）、小白等一众好友，早在半月前就订好了饭店，这下庆生庆功双喜临门。村长点人头，围桌而坐的除了一个新科鲁奖作家、一个得奖责编，还有一位上届鲁奖得主张新颖老师，以及村长自己这个老牌骏马奖得主。村长得意于这小小包房的群贤毕至，而我的得意则在于，这些优秀的作家，都是《上海文学》的作者，也都是我的作者。

　　吹熄生日蜡烛的一瞬，小白说，哎，你许愿了吗？我笑起来，作为编辑，我已如愿了。

　　前辈作家对写作矢志不渝的心让人感动。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文学的香火

　　责编：殷健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