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静谧的深夜，簇簇百年行道树的深处，上海瑞金医院9号高楼里灯火融融，院长朱正纲亲自坐镇，调遣包括电工在内的四十多人，或忙碌在岗，或待命在旁；他打破常规，聘请上海长征医院全国著名移植专家朱有华主刀，与本院徐达、王祥慧主任，精诚合作，进行一场“攻坚战”般的换肾大手术。次日凌晨二时许，护士站电话铃声响起：“杜颖手术成功！”引得周围焦急等待的人群一片欢呼。而这短短六个字，得来何等不易！

　　患者杜颖是杜重远的小女儿。而杜重远这个一度被历史淹没的名字，终于在历史上有了他崇高的地位，被赞誉为“最自觉的民主战士，最忘我的爱国先驱”。他短促的一生，遭遇了“实业救国”-“新生事件”-“西安事变”直至“新疆遇难”。他艰苦从事抗日救亡，推动国共两党合作，英年壮烈牺牲，是早年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先烈。他的遗孀和幼小子女都在当地受尽杀害他的军阀盛世才的迫害。全国解放前夕，杜夫人带着身染重病的杜毅、杜任以及遗腹女杜颖，回到烈士生前奋斗过的这片热土——上海。

　　杜夫人侯御之女士早年和杜重远先后留学日本，是中国第一个女法学博士，23岁成为当时北平两所大学的教授，与杜重远一样，她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回到上海后，她放弃了一切，全身心地照料三个病弱的孩子，更亲自在病榻旁教授学业。成人后，子女三人均取得骄人成绩，未读过一天小学、中学，直接考入高等名校，成为沪上一段佳话。远在夏威夷的张学良将军，晚年也远洋飞鸿，感叹：“夫人含辛茹苦，抚育重远子女成才。”小女儿杜颖尤其聪慧，喜好诗词，并弹得一手好琴，但她终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生病患不断。50年代末，尚在孩童期的她，40度高烧不退，全身大出血，伴有腹块，住进中山医院。大小会诊无数次，均诊断为：“白血病、胶元病、淋巴肉瘤”等绝症。医院七次发出“病危”通知。当时周总理获悉后，亲自召集全国有关医学专家大会诊；从天津空运止血药到上海；得知广西柳州有一专治这类恶疾的原国民党军医，正在服刑中，周恩来旋即批示让他参与诊治，由法警押送那位军医来到上海。在中西医联合治疗下，杜颖半愈出院。

　　改革开放伊始，她只身抱病赴港定居（姐姐杜毅留在上海医院，护理身患两种癌症的母亲），响应邓小平号召，引进外资，投建国内电、水、煤气大型基础设施，为国家引进资金及高科技等累计达百亿美元。20余年引资过程中，她多次病倒，急症送往医院，但两三天后，她淡妆掩去病容，重上商界战场。90年代末在为贵池电厂引资途中，一次小中风，她晕倒在飞往安徽的机舱里，飞机降落，她被抬下舷梯，送往附近解放军医院。她的事迹记载于当地报刊《董事长忘我引资，院领导一饭三哺》。

　　飘摇了一个甲子，杜颖如一叶小舟，常年沉浮在病海汹涌中，行将没顶——她肾脏衰竭已至终末期，由于过多痼疾缠身，特别胶元病，引致肾衰，极度贫血虚弱，已无条件做“透析”或手术移植，恐她“下不了手术台”，生命进入了“倒计时”。2011年8月，她住进上海瑞金医院，上海市领导与医院领导频繁会商，想方设法挽救她的生命。杜颖和姐姐杜毅坚定要求手术换肾，与死神做最后抗争，院长朱正纲做了大量缜密准备工作（凡与手术有关的医务人员一律不出差、不出国，安排术后三位移植科主任三班守护在病床旁边）。终于保证了杜颖手术的圆满成功。

　　时值龙年春节，杜毅、杜颖簇拥在鲜花、慰问、探访、祝贺、欢声笑语中。当大家问到她俩为何如此大胆，敢以身试刀？赞美她们坚毅、勇敢、乐观，爱党爱国时，她们总感动地回答：不是她们胆大勇敢，而是她们心中有一盏依靠的灯——党的深恩和社会的温暖。这盏灯在她们病困，陷入绝境时，总会照明方向，给她们以融融暖力。

　　姐妹二人浓浓的感恩情，捂热了乍暖还寒的壬辰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