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虎，74岁，老伴荣慧红，属兔，73岁，从小家里叫她兔妹。我们这对虎哥兔妹夫妻，已经风雨同舟50年时光……
打扫垃圾箱引来“青眼”
我和兔妹是1957年秋天认识的。由于当年高考落榜，我们在街道的团支部里相遇。
团支部成立了高考自学小组，我成了小辅导员，为大家解疑释难。那次里弄组织大扫除，整条弄堂都冲洗得清清爽爽了，唯独那只小房子一般的垃圾箱，谁也不愿去清扫。我没那么娇气，爬进“小房子”，将气味熏人的垃圾箱彻底打扫了一遍。想不到，我的“好事”就从此开始。后来荣慧红告诉我，当时她很惊讶，也很感动，心里想：“这样的人从来没见过。”
当然，我对荣慧红也是喜欢的。她生得娇小靓丽，两片薄薄的嘴唇，玲珑剔透，常说出让人捧腹之语。特别是那双乌黑圆溜的眼睛，叫人看了就动心。但是她家住在南京路的小洋房里，据说是开厂的，很有钱。她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攀不上她的。但是有一桩事，让我鼓起追求她的勇气。
自学小组有一位同学妈妈患了癌症，需要求医，但家里没钱……荣慧红立刻拿出50元(当时大米只有角把钱一斤)，这是她很多年的压岁钱！我心头一亮：她可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呀！
我们默默地相爱了，虽没说过一句“你爱我，我爱你”的话，只是看过几场电影，拍过几张照片，写过几封情书，但我们情深意切。
后来，我分配进了上海机修总厂，当了一名炼钢工人。而她则考进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这一下，我们的“差距”拉大了，她家里觉得大学生女儿与一个工人“条件很不相配”啊！但她铁了心，非“方惠民不嫁”。亲戚朋友为她介绍对象，她一概不赴约；大学同学追求，她装聋作哑。我深深地感动，暗地里拼命读夜大，争取尽快拿到本科文凭。
几年后，她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天坛医院工作，我俩鸿雁频飞。渐渐她的父母对我也有所了解，特别是我25岁时被提为工段长，还有个项目被评为国家新材料奖……他们终于认可我的人品，觉得把女儿嫁给我是可以放心的。于是，1966年的春节前，她父亲郑重其事写信给北京的女儿，表示同意我们的婚事。我和兔妹恋爱整整8年，终于结婚了。
一场球赛让领导拍板
1970年，荒唐的“文革”还在继续。荣慧红所在的天坛医院迁到甘肃，她被分配在甘肃武山县人民医院工作。那里的情况怎样？让我日夜牵肠挂肚。而她每次来信都是轻描淡写，含糊其词，不是“比较艰苦”，就是“还算过得去”。我知道这里绝对有隐情，我急啊，不去亲眼看看不放心。几个月后，我乘了两天两夜火车，赶到武山去探望。
半夜抵达武山，一下火车，我的心完全凉了：这是个荒凉的山岙啊！昏黄的灯光下，潇潇的秋风里，下车的竟只有我一个乘客。
医院在山脚下，而她们的宿舍在半山腰的破庙里。当时医院没食堂，兔妹就搭伙在同来的一对中年夫妇家中。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水要自己到山下一个土坑里去挑。这土坑不但要供附近的人饮水，还要供牲畜。有时小毛驴占了掏水的位置，只好拍拍驴屁股将它赶走再挑水。兔妹个子小，上山下坡的，几天一挑，肩胛就磨破了。
医院离县城虽说不远，但县城的街道只有几节火车厢那么长，几乎没什么商店，也没什么可买的。当地有个笑话：县食品厂生产的饼干掉进渭河里，流淌到百里外的西安，还硬邦邦的不碎，马儿踩上去马的脚还疼！
面对这样的生活，我为兔妹心疼心焦，想将她调回上海。但按当时的政策，根本不可能。我想：“华山一条路”，只有我自己从上海调过来，夫妻团圆在一起，分担她的困难！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兔妹时，她感激地望着我不说话，两眼噙满了泪花。
我俩开始寻找县里适合我工作的工厂。当地医院的职工，对我俩非常同情，也十分热心。一位姓周的同志，在西北地质探矿机械厂工作，他要了我的简历，立马去找厂领导。领导见我是个炼钢的技术干部，正好他们也在筹建炼钢铸造车间，就把简历留下了，说过几天给答复。后来他们与上海联系，却说我社会关系复杂，他们又犹豫了。
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武山地区在进行篮球联赛，该厂要与另一个单位争冠军，那位领导见我简历上写着“篮排球二级运动员”，就决定“让他来帮我们打场篮球再说”。
那天，我几乎拿出全身解数，打得十分顺手。无论带球突破，还是远距离出手，几乎只只都能进球得分。对方派了两个人都盯不住我，球还是一个个进了篮筐。终场后，那位领导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决定要你了，回上海去办手续吧！”
带着啤酒熟菜来辩论
我得令立刻启程回沪。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去找表姐。表姐听说我要去武山，竟顿时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我述说了兔妹的困境，她才慢慢缓过神来，连连说：“你应该去，不然还叫什么夫妻！”那时，我儿子方翌只有4岁，父母过世后，本来一直寄养在表姐处的。这时她主动提出：“方翌留在上海，我们来负责，你就放心吧！”有了表姐这一席话，我的心更坚定了。
厂子里，我的事也传开了。那天厂领导把我找到办公室，语重心长掏心窝子对我说：“小方，你年纪还轻，人生道路很漫长。别说你调到甘肃是一辈子的事，就是临时挪个窝，也要考虑仔细呀！”我说：“我也知道上海是全国最好的城市，也知道那里等待我的是艰苦，但我不怕，因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婆在那里受磨难。如果我不去，她的日子就无法过下去，最后怕连饭都弄不到嘴里！我去，是一个丈夫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他见我决心已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去吧，去尽一个丈夫的责任吧！”
然而，这件事情在同学中却如炸开了锅，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反对这一决定。他们说：分到外地的同学都在挖空心思朝上海调，方惠民还要反其道而行之！有位同学甚至提出，让荣慧红辞职回家，到里弄里给人打打针也行。至于粮票，我们每人每月节约2-3斤凑给她，保证饿不着她的！那时，我家里一天要来几批人，都是劝我三思而行的。
一天晚上，又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厂里的几个小兄弟。他们拿了几瓶啤酒、几包熟菜，一进门，将熟菜朝台上一撂，说：“我们今天来是和你辩论的，就是辩到天亮，也要辩个明白——你到底该不该去武山那个山沟沟！”
于是大伙一边喝酒，一边向我发问。这个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武山到底有啥好？那个问：武山是否有人许你升官啦？还有人说：你肯定脑子坏脱了！这哪里是辩论，简直是开批斗会。最后我说了句：“如果你们的老婆在那里怎么办？”他们一听火了，指着我说：“你是天下第一大戆大！”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我去武山陪兔妹的决心不可动摇！
我们建造自己的爱窝
当年初冬，我终于在武山落户，且一住就是整整14个年头。
我去后，兔妹生活中有了挡风遮雨的人，那以往一直苦瓜似的脸上，终于现出了笑容。
建个家是不容易的，什么都得从头开始。破庙最东头的干打垒（用泥糊成的屋）就是我们的家，面积也就是20多平方米。我用橱将它一隔二，前面是厨房兼客厅，后面是卧室。劈柴烧饭担水，对我都不是问题。别的不说，单烧煮的炉子，我就搞了好几只，什么煤油炉、煤饼炉、烧饭取暖两用炉，有的是买现成的，有的自己用铁皮敲打的。还学老乡用黄烂泥糊了个烧柴的灶，火势猛，饭熟得块。
在上海家里是烧煤气的，在武山只能烧煤饼。做煤饼可是辛苦活。首先，要用架子车到煤山上把煤屑运回来，然后捣碎掺进黄泥，再填进模子夯实……一天挑下来，两个人满身是黑灰，成了大花脸。累是累，但心里是甜的！
后来儿子方翌也来武山读小学了，我们一家三口团聚一起，万分温馨。下雪天，让儿子坐在一块木板上，我在前面拉，兔妹在后面推，三人玩“雪撬”，乐得前仰后合。
逢赶集的日子，我们一齐到集市去采购加玩耍。记得有年春节，我们买回来半爿猪，吊在储藏室里，想吃就割一块。那时吃得最多的是粉条炖猪肉，放上辣椒大葱，大冷天三人吃得满头大汗，好香啊。
一天，我在集里抱回几只雏鸡，在院子里搭了个近10平方米、上下两层的鸡窝，养起了鸡。那可是正宗的散养鸡，鸡蛋好吃、鸡肉鲜美。最大的一只公鸡养到9斤多重，老乡纷纷借它去配种。最大的一只母鸡也有7斤重，生的蛋特大，5只就够一斤的分量。老乡上门来用两只蛋调一只蛋，回去孵小鸡。一时间，我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鸡司令。
我们就这样艰苦又快乐地生活着，两口子说一口武山话，真正成了武山人。一天，我和兔妹参加一个职工婚礼回来，我问兔妹：“我们就这样一辈子生活在山沟里啦？！”她不假思索地说：“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俩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
患难夫妻携手抗病魔
命运出现了转机。“文革”结束了，落实政策，我们于1984年调回北京工作。1993年又先后退休回到上海。我们与同学聚会，在外地旅游，还去加拿大儿子处住了一些日子，生活悠闲而快乐。我想：这也许我俩前几十年吃够了苦，现在得的补偿吧！
但是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仅仅过了几年，兔妹忽然生了一种怪病。专家说这是SS综合征，是一种很麻烦的毛病。
这算什么病，连学医的兔妹也从没听说过。上电脑一查，简直晴天霹雳，这病目前还不知道病因，更没有特效药。没有多少时间，兔妹全身关节肿疼，双腿泛红，不能行走，不能睡觉，最后连脱衣服、上厕所都要帮忙了。关节尚未治好，肺又纤维化，开始了咳嗽，心脏也乱跳，没有胃口，见到饭就怕，毛病真是不打一处来！每天要吃八九种药，激素吃的是最强烈的强的松龙。据说最严重的病人最多每天吃48毫克，而她要吃40毫克！
有次兔妹高烧发到39摄氏度以上，医生开了一种叫环孢素的药，一定要家属签了字才能吃，因为随时随地有猝死的危险，而不吃又不行。弄得我签也不是，不签也不行。那些天，我的心时时刻刻受着煎熬，眼泪只能朝肚子里咽，在她面前还要装成没事的样子。
我天天陪着她，寸步不离，叫她不要怕，说天底下没有绝人之路！这时，她很听话，默默地点头，说：“只要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其实，我知道她如果说了真话，是怕我心里更难受！
上海医院里的专家是有水平的，慢慢地终于把这个怪毛病控制住了。虽然没有痊愈，但也没再发展。就这样，至今已经过了六七个年头。我俩的心情，也逐渐舒坦起来。
为了兔妹早日康复，洗衣煮饭，买菜熬药，什么家务活我都不让她沾手，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扛着。她喜欢吃鱼片，本来菜场正好有鱼片供应，后来摊主搬到别处去了，我就隔些天骑着自行车去远处的菜场买。
但有一件事，总让我提心吊胆，就是她睡在床上，发毛病时需要吸氧，或者要我扶她起来上厕所，而这时如果我正在灶间烧什么，她的招呼听不到，弄不好会出大事。这让我伤透脑筋。幸好很快找到一个好办法，即在灶间装上了遥控门铃，而按钮装在小板凳上，她在什么地方，小板凳就放到什么地方。这办法真派了用场，一听到铃声，我就赶紧过去。有时时间长了没有铃声，我怀疑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就过去看看……
现在，每天下午，我和兔妹照例躺在窗下的摇椅里，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把屋里照得亮亮堂堂。我们一边轻轻晃荡着摇椅，一边翻看那不知翻了多少遍的照相集。从恋爱到现在，一幅幅照片，记录着我俩生活的艰辛和愉悦。我们指指点点，唠唠叨叨，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或发出辛酸的惊叹，或露出欣喜的微笑。这个时候，录音机里，总是播放着“最浪漫的事”的主题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我们的这50年，饱尝了道道坎坷的辛酸，更享受了相濡以沫、相依相偎的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