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跨国婚姻已是寻常事。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里，国人几乎谈涉外婚姻而色变。

　　由于工作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笔者就曾亲历了马里留学生蒙科罗·苏恩卡里与中国姑娘的跨国婚姻。当198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前身）的马里留学生苏恩卡里赴京求见马里驻华大使，将两张鲜红的结婚证平摊在大使面前时，这位资深外交家大吃一惊：“啊？真有此事？！”他没想到，一个非洲青年竟能如此顺当地同中国女子在中国完婚。

　　大使的诧异不是没有缘由的。它起因于对中国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忆。

　　陈老总拍板的一桩跨国婚姻

　　1966年初夏，中国的“文革”运动正迅速升温。上海同济大学喀麦隆留学生杜马和同班中国女生金晓荣却偏偏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向有关方面登记结婚。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后果不难预料，非但申请未获批准，反倒引火烧身招来是非，直至最后金晓荣被发落四川，两人被迫劳燕分飞各奔东西。

　　“大串联”开始后，全国红卫兵热情高涨，不花一分钱成群结队走遍大江南北。金晓荣在大潮的裹挟及“掩护”下，回到上海直奔心上人而去。不料风声走漏，火车刚进镇江站即遭截留，同济大学红卫兵不由分说便将一个弱女子遣送回安徽老家。

　　在上海无书可读又不得与情人相见的杜马心灰意冷，他决定取道北京回国，并把这个决定写信告诉了金晓荣。金闻讯日夜兼程秘密赶往北京，终于在金桥饭店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爱人。不想就在此时，红卫兵犹如“天兵天将”又一次不期而至。于是风波再起，“官司”一直打到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最后由陈老总拍板，有情人总算终成眷属，他们在北京结了婚并一道登上返回喀麦隆的飞机。

　　自杜马和金晓荣之后，“文革”十年中国几乎再无一例跨国婚姻。那些年月，在中国和外国有情人的心头，“异国鸳鸯”始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

　　在邓小平干预下完婚

　　即便在新时期的初始，春回大地乍暖还寒，阴霾一时仍很难完全散去。此时上海又发生了一件“通天”的跨国婚案。

　　1977年，复旦大学法国进修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小伙子田力在田径场上一见钟情。他们一个是学校的女子短跑冠军，一个是学校的男子跳高冠军，对体育的共同爱好让他们走得越来越近。然而当他们提出结婚申请时，历史再次重演：婚请遭拒绝，田力被隔离。

　　奥迪尔被眼前的一切震惊、激怒了，她不明白两个年轻人的爱究竟触犯了哪条“天规”。姑娘一连写了几封信，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求援，向法国总统求援，向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求援。姑娘的真诚打动了法国政要，他们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奥迪尔的心愿。后来在复出中国政坛不久的邓小平的干预下，最终玉成此事。

　　1977年9月27日，法新社记者从北京发出报道：“中国领导人今天批准法国留学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工农兵学员田力结婚。”报道特意指明，“这个决定是‘文革’以来没有先例的。”

　　有了这一案例，中国地方当局在受理涉外婚姻时即有了可援之据。依凭中央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会同民政部门建立了一套受理跨国婚姻的临时机制，自1978年起为一对对异国情人铺设了走向“红地毯”的通道。这个临时机制一直运行到1983年中央政府首度颁布《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恩卡里作为1966年以来第一个在上海同中国公民结婚的非洲人受到了马里大使的特别关爱。

　　大使说：“ 他若再娶，你可起诉他 ”

　　苏恩卡里是1976年来到中国的，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年汉语后，次年进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1979年夏季，该校部分中外学生发生冲突。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作为市府外办工作人员，我同一些外国留学生有过多次接触，苏恩卡里便是其中之一。起初他情绪十分对立，经过反复沟通，逐步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慢慢便“化敌（对）为友”，最后如他所说，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加兄弟”。

　　1981年7月的一天我去学校看他，小伙子一反常态显出了少有的严肃和拘谨。几番嗫嚅后他终于吐出了一段话：“我很快就要毕业，在回国之前，我想和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她叫董美丽。李老师，你看中国政府能批准吗？”我微微笑了一下对他说：“只要你们的选择是负责任的，彼此真心相爱，又符合婚姻登记条件，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不批准呢？”苏面有难色地说：“可是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非洲人能同中国女孩子结婚。”“那么，不妨你来领个头，当NO.1吧！”我的鼓励坚定了小伙子的信心，当年10月13日，结婚证即送达苏恩卡里手中。第二天他打来电话：“昨天我领到了结婚证。告诉你，老师，我流泪了……”

　　几天后，苏恩卡里带着结婚证飞往北京。

　　眼前两张鲜红的结婚证着实令大使非常激奋，他当下决定：“我要为你们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

　　于是，董美丽的母亲被请来了；近四十个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其中包括十二位大使被请来了；几家外国通讯社的记者也被请来了。10月31日这一天，婚礼大厅中央高悬马、中两国国旗，马里大使身披国旗绶带亲为这对异国新人主婚。他深情地说了一段开场白：“这几年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允许中国人同外国人通婚，但我只是耳闻，未曾目见，而且听说与中国人结婚者又全是欧美人士。今天，我亲眼看见董美丽小姐嫁给了我国的留学生。事实告诉我，非洲人可以同中国公民结婚了，对此我由衷感到高兴。”不知是一时兴起还是本来就该有这么一个程序，只见大使走近两位新人，在马、中两国国旗前，当着特邀法律证人的面对董美丽说：“依照伊斯兰教规和马里的法律，在事先征得女方同意的前提下，男子可以娶妻四人。现在你可以直接问苏恩卡里，他是否还打算娶其他的妻子？”董遵嘱向苏提问，苏恩卡里当着大使和法律证人的面，向国旗郑重宣誓：“同董美丽结婚后，绝不再娶。”大使随即对苏说：“你既已宣誓只同董美丽一人结婚，那么你回到马里后如再和他人结婚便是违法，明白吗？”苏答“明白”，并签字为证。大使又对董美丽说：“尽管马里法律允许男人娶四个妻子，但苏恩卡里已正式宣誓同你婚后不再他娶，今后他若失信，你有权对他起诉。”

　　“ 非 、中人民是一家人 ”

　　对苏恩卡里婚事的反响超出了人们的料想。不久，在上海非洲学生中又接二连三出了好几个“第一”：第一个扎伊尔人马贝嘎结婚了，第一个布隆迪人德奥结婚了，而且同样受到本国驻华大使的青睐，为他们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1982年初，即将回国的苏恩卡里又按中国习俗在学校办了一个婚礼，邀请老师和同学分享他新婚的喜悦。我和学院薛喜民副院长应邀同马里驻华大使的代表一起在主桌就座。大使代表和薛副院长分别致辞后，塞内加尔留学生伊迪宣读了一封国外来信，写信人叫萨马克，是两年前刚从上海华纺毕业回国的马里留学生，他在信中写道：“我对这桩婚事既惊又喜，这个喜讯在马里电台整整播放了一个星期。”

　　随后，苏恩卡里起立讲话：“自从去年10月13日以来，我一直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因为从那一天起，我就是半个中国人了……”

　　2月1日，苏恩卡里偕爱妻董美丽取道北京回国，我因有事未能前去送行。苏恩卡里特意托学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张金泉捎回一句话：“请转达我对李老师全心全意的感谢！”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而骄傲。

　　“婚姻变化是社会进步的缩影。”中国跨国婚姻迅速增长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改革开放这35年里，这也折射了我国社会组织、时代思潮的日趋多元与开放。

　　摘自《档案春秋》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