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春丽从艺40多年、塑造的100多个艺术形象中，绝大部分是可爱的英雄模范和端庄勇敢的母亲。虽然饰演了那么多的母亲角色，可宋春丽和丈夫孙维熙结婚30多年来，却一直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从来没有做过母亲，又怎么会在荧屏上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母亲形象？人生总有那么多的缺憾！和年轻的朋友聊起亲情时，宋春丽会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孝敬父母吧，不要总以为还有机会，也许会突然错过。”
少小离家开始演艺生涯
宋春丽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工人家庭，上中学的那年，身材高挑的她被选为班里的体育委员。有一天，学校来了位陌生的女老师，宋春丽和女伙伴们被叫到操场上练习形体，练到最后只剩下宋春丽和另外一个女孩子了。女老师对她们说明来意：她是广州军区歌舞团来招生的辅导老师郭华平，你们被录取了。
能到歌舞团简直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而命运之神竟这么突然地来到她的身边。广州在哪里？没出过远门的父亲打听了一下，得知那个地方在千里之外；那个地方离香港很近；那个地方曾有美蒋特务出没。父亲犹豫了，街坊邻居也来劝：“宋大爷，您别呀，别把这么小的闺女送那么老远，多危险啊！”父亲满腹狐疑，他知道旧社会有人冒充军队招兵拐卖人口的事。13岁的宋春丽一听说父亲不让她去，像病了一样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母亲倒是开通，说：“树挪死人挪活，与其在家里受穷不如出去闯荡。”
父亲送女儿到火车站。站台里人山人海，都是解放军。当时参加全军文艺汇演的大部队正往广州集结，士兵们正在集合，女兵们穿着短裙皮靴，戴圆帽系皮带，英姿飒爽的；领导都戴着大盖帽……父亲一看到那威风的阵势，忐忑的心里算是踏实了。他对接宋春丽的一位团长说：“不是人贩子，是队伍。”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13岁去当兵的确是件不可想象的苦事情。但对于那时的宋春丽来讲，简直就是去享福。3年苦难时期，正在长身体的宋春丽根本吃不饱肚子，一家4口靠父亲的37块钱过活，还要交兄妹俩的学费。到了部队就能随便吃，宋春丽说她那时一顿能吃6个包子。从她走后，家里因为省了一个人的饭，捉襟见肘的拮据日子逐渐得到缓解。
参军7天后，宋春丽就开始了野营拉练。一个13岁的小女孩，背着背包，一天要跑百里路。宋春丽把广州当成了她的第二故乡，她在部队里住上了楼房，吃饱了肚子，干上了自己喜欢的文艺工作。苦孩子出身的宋春丽惦记着家里，到了部队两个月，她攒了10块钱寄回家，妈妈高兴地举着汇款单让全院的人知道她的女儿寄钱回来了。女儿在家书里描绘着自己崭新的生活，母亲欣慰地说：“春丽算是掉进蜜罐里了。”
1969年，宋春丽凭借着她的表演天赋被话剧团的领导选中，开始了她10年的话剧表演生涯。团里的剧目一个接一个，宋春丽的吃苦精神被同事们比喻为“铁打的”。随着中国的电影业开始复苏，各个电影厂开始去各地的文艺团体挑演员。这时，宋春丽遇到了困惑，她说：“那时我虽然也演了一些话剧角色，但在表演上很不自信，觉得自己没有其他演员长得漂亮，那时我有一个外号叫‘黑妮儿’，一到有电影厂来挑选演员我就躲屋里。”
单位领导也觉得宋春丽在表演上前途不大，于是让她从演员队出来，去担任形体老师，宋春丽心里并不甘心。后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长影厂一个副导演到广州挑选演员，他是宋春丽的一个邻居的熟人，说有一个护士角色，问宋春丽想试试吗？在长影厂《苦难的心》中，宋春丽的这个小护士演得很自然，之后，八一厂的《奸细》剧组去选演员，宋春丽又被导演选中。随着这几部电影的演出，宋春丽被顺利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了她之后几十年精彩的演艺生涯。
没有孩子成为永远遗憾
“不能不承认这是缘分。”宋春丽与丈夫孙维熙的家庭生活和谐稳定，两人当初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相识相恋并结婚的，但经人介绍的婚姻未必就不幸福。
宋春丽把和爱人孙维熙的鸿雁传书比做“网恋”。他们书信来往了很久都没见过一面。半年后，宋春丽给孙维熙寄了快信，说了回北京探亲的消息，但孙维熙却没能及时收到，但神奇的是，当宋春丽戴着口罩怯生生地在音乐学院的门口探询时，孙维熙正好骑车经过，而且一眼认出了不曾谋面的恋人。
他们是在广州结婚的。之后宋春丽就把爱人筒子楼里那15平方米的斗室当成了他们的家。也许是因为都是搞艺术的，再加上他们的艺术追求和感悟比较一致，他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不喜欢张扬，做人追求朴实大方。这些维系了他们婚姻生活的美满。宋春丽的脾气不好，在外边不敢发火回家就冲爱人发。爱人老让着她，这让她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宋春丽说，两口子没有不吵架的，但相互间的宽容理解和责任是弥足珍贵的。这也是他们相融、和谐幸福的源泉。
婚后宋春丽依然在广州，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的孙维熙在北京，两人不得不过起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1980年，他们团聚的机会来了。宋春丽被邀请主演电影《奸细》。这部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如果能很好地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宋春丽很有可能被调到北京。前往黑龙江之前，丈夫心疼地对宋春丽说：“到了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宋春丽高兴地说：“演好这部戏，我们就有希望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了。”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已经29岁的宋春丽刚到外景地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惊喜交加，可一想到眼前的拍摄任务，很快又转喜为忧。《奸细》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不仅拍摄环境极其艰苦，宋春丽在片中还有大量打斗的戏。如果继续拍下去，宋春丽也许就很难再保留腹中的孩子。由于这件事情牵涉整个剧组，她毅然说服爱人做出了非常痛苦的选择——回北京打掉孩子。为了不影响拍摄的进度，宋春丽休息不到一周就赶回东北继续拍摄。此后宋春丽迎来事业上的一个又一个高峰，几乎拿遍国内各种奖项，成为荧屏上的“第一母亲”。然而，岁月也无情地割断了宋春丽为人母的希望和幸福。
孙维熙不仅仅是宋春丽的爱人、朋友、兄长、好参谋，还是严格的师长。当宋春丽被包围在鲜花掌声中，丈夫会及时地提醒妻子保持清醒的头脑；当她遇到困境，丈夫默默支持她坚强面对；《九香》拿完奖正红火的时候，丈夫提醒她回避喧嚣的媒体；《江姐》这个角色让她举棋不定的时候，丈夫说，江姐这个人物值得一试……孙维熙是山东人，不会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宋春丽很难从他嘴里听到赞美。就像妻子对待她的表演事业那样，孙维熙最专注的是他的教学事业。他们很像舒婷诗中的那两株木棉，彼此坚守着自己的位置，平等诚挚地互相致意。
荧屏出彩皆因亲情无价
从来没有做过母亲，又怎么会在荧屏上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母亲形象。宋春丽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没有做过母亲，但我做过女儿。我塑造的所有母亲形象中，全有我母亲的影子。”可以说对母亲的模仿和早年贫苦生活的锻炼，是宋春丽塑造母亲形象的两样法宝。
宋春丽两岁多时母亲李珍得了脊椎结核，必须将下半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接受治疗，整个人被困在病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宋春丽3岁那年，母亲就在病床上教5岁的哥哥做饭。两年之后，7岁的哥哥上小学了，已经5岁的宋春丽接替哥哥，也学会了站到小板凳上做饭。母亲告诉她米缸在哪儿，锅在哪儿，水缸在哪儿，让她把铝锅拿到病床上，母亲淘好米兑好水，再让女儿端到火炉上……母亲又教她和面，舀几勺金黄的棒子面，放到泥烧的绿瓦盆里，再添两勺水……母亲再教她蒸窝头，贴饼子，像一位老师，又像一位导演，人生的第一出戏就这样开始了。
1995年初春，宋春丽来到东北一个小山村，参加电影《九香》的摄制。其中有一场“贴饼子”的戏，导演让道具师把玉米面拿来先教教她，她说不用了，点火烧锅实拍吧。大家将信将疑地看着她。一会锅开了，只见她三刀两刀切好白菜推下锅中，又抓把大盐撒进去，然后倒水和面，一手一个饼子地贴在锅边，再伸手拽过木锅盖盖上，利利索索，一气呵成。很多人看愣了，问她是跟谁学的，她的回答更让他们大吃一惊：“这活儿我5岁就会干。”
离家16年的宋春丽一直盼望有一天回到父母身边，1980年调回北京后，忙乱之中的她总以为空闲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孝敬父母了，但是，她一部戏接着一部戏。第二年在戈壁滩拍《姐姐》的时候，在北京的父亲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家里人怕影响她的工作，没有告诉她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是在拍完影片回到北京后才知道噩耗的。宋春丽接受不了，她还没来得及守在父亲身边行孝心，死神就彻底剥夺了她的机会。面对父亲的骨灰和遗像时，宋春丽才意识到父亲永远离她而去了，她责怪母亲和爱人为什么当时不把消息告诉她，甚至听不得侄子喊“爸爸”的声音，她永远忘不了小时候离开北京时，父亲跟着火车小跑着的踉踉跄跄的身影……
那些日子，悲痛之中的宋春丽接拍的片子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她为自己的角色很自然地就找到了悲凉的情绪体验。但是，那部片子出来后并没什么反响，事业的不顺和生活的烦恼与父亲的离世相比，都算不了什么了。她把哀思寄托在日记里：我想念父亲，想得很苦。他的音容笑貌总浮现在眼前……他单位的同事送他一颗糖，父亲舍不得吃，他拿回家一咬两半，给哥哥一块，给我一块……以后我要把对父亲欠下的感情债，还在母亲身上……和年轻的朋友聊起亲情，宋春丽会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孝敬父母吧，不要总以为还有机会，也许会突然错过。”
宋春丽的角色多是正统严肃的形象，其实，步入中年以后的宋春丽仍然没有改变她未泯的童心，她似乎永远都那么热情直率，看上去永远都像劳动妇女那么结实健康。宋春丽笑着抱怨：“其实我的身体并不是太好，现在也毕竟这个岁数了，得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我可能是这样的人，病入膏肓的时候还在说笑话，没办法啦。”
